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拙作《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十一月十八日在这里发表时，编辑先生加了一段按语：“中国政府昨天宣布，为了稳定就业局势，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变相冻结新劳动法。”此按不对。新劳动法的江山依旧，何来变相哉？暂缓最低工资的上调，或这里那里放宽一点，有小助，但正着是撤销，因为有影响力的最低工资存在，劳苦大众的生活不会好过。
最低工资在内地不同地区各顾各的存在了好些年，唯恐打草惊蛇，我不说。当时的最低工资低，一般没有影响力，而偶有比市场低薪略高的，没有谁执行。新劳动法的引进强化了最低工资的执行，而法定的“最低”，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于通胀率。新劳动法带来的反效果是明显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还有工作的工作时间是愈来愈少了。为什么到了今时今日，上还有读者支持新劳动法呢？
我在经济学作出的比较重要的贡献，屈指算来近两掌之数。其中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行内不重视，可能因为与传统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逻辑上我不可能错，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观察了数十年，认识与行内的朋友差别颇大。我是写了出来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约本质》】为题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是该期的首篇。二十五年过去，该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们到今天还看不到其中要点。
该文说的要点，是经济学课本及课本之外的有关分析，永远把生产要素【如劳力、土地等】的市场与产品市场分为两个市场，课本一律在两个不同的部分处理，是大错。 以我之见，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扩大起来只一个，其中的合约安排千变万化，而不同合约安排的选择，一般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后来我在其他文章补充：因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费用的安排出现，可以是灾难。美国的金融合约安排是一例，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经提到一个尴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评审，决定一个助理教授应否升级。见该教授专于产出函数研究，我问：“当你在街头让一个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后给他一元。这一元是购买孩子的劳力呢？还是购买皮鞋给擦亮了？”他答不出来，不能升级。我也说过战后香港西湾河山头家家户户穿珠子为生计的例子，拿开了中间人，劳力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在工厂见到的件工合约安排略为复杂，但拆穿了跟穿珠子没有两样。二战时在广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农民带产品集中一处销售，既是产品市场，也是他们的劳力市场了。就是今天，周末到农村一行，在农地或路旁购买农作物，也是二市难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劳动市场就是管制产品市场，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法定物价管制。那些高举自由产品市场而又赞同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是有点糊涂了。
离开了擦皮鞋或穿珠子，合约的形式变化多，例如以时间算工资，或分花红，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奖赏，或佃农分成……而又或者几项花式合并而为约。 然而，无论怎样变，不管搞得如何复杂，皆可翻为件工合约的替代，穿珠子之类也。从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约，是生产要素市场，从另一方面看是产品市场的替代，合约的形式有别，市场一也。
让我提出一个浅问题来考考读者吧。如果今天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币，严厉执行，失业会增加吗？答案是不一定。劳动市场可转用件工，或分红或分成，等等其他合约处理。问题是政府约束一种合约的自由选择【这里指约束时工合约】，市场选其他合约安排替代，一般会增加交易费用，而政府见工人一天赚不到他们意图的一千元，多半会左右其他替代合约。这样一来，雇主要逼着关门大吉，被雇的逼着回乡归故里，或到街头卖花生去。严格地说，行乞、犯案也是职业。
那所谓失业，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现的。失业主要是工业兴起的发明，工人被炒后一时间找不到其他雇主，自己无乡可归，一时间想不出卖花生之法，要再找雇主，找不到合意的，称为失业。炎黄子孙在地球存在了数千年，失业之声近二十年才听到。
为什么雇主与被雇于工业来得那样普及呢？两个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产出，每个成员分得的收入会远高于各自为战的产出方法。亚当·斯密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针工厂是好例子，虽然后来的实际经验证明斯密前辈远远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产程序，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需要监管。这监管促成了劳工有奴隶性质的形象，剥削之声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观察，知道说剥削工人的人没有一个做过厂。在市场的竞争下，剥削工人谈何容易哉？
这就带来上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为祸明确，上还有读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颜面问题不论，答案是有些人见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业，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是明显地提升了就业工人的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