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谁可以写得出像科斯一九六○的《社会成本问题》那种需要深入调查世事的文章。制度不改，今天在大学谋生计的不可能写得出《国富论》那种伟大作品。
年多来科斯两次来信，提出如下的问题：“有趣的经济学在西方完蛋了，你可以在中国再搞起来吗？”我见自己也日暮黄昏，很久没有回应。不久前的一个晚上，我若有所悟，给他信，说：“你提到要试把有趣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不是毫无希望的。上的搜索说，‘科斯定律’及两个其他译法在中文世界被提及超过十万次，远比英文世界为多，而我只几年前发表的三卷本的《经济解释》，被提及八十八万次。每次到校园讲话，无数学生拿着《经济解释》求签名。有人从上打印下来大量复制，批发零售，售价整套只两美元。听说从西方名校回归的教师很头痛，因为他们教的跟我说的是两回事！”
这次“《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议更让我看到经济解释的生机：征求得有趣而又值得发表的文稿比我事前想象来得容易。在神州大地，古灵精怪的有趣现象十分多，而懂得思考的青年确也不少。如果每篇值得发表的纯作解释的文章出稿酬人民币五千，在内地出版一本每年四期名为《经济解释》的刊物，每期十篇，每年的总稿酬二十万，售价但求与印制成本打平，找义务编辑、选文的用不着老人家，几年后有机会把经济解释的兴趣普及神州！
每年筹经费二十万容易，五十万不难，一百万也可以吧。季刊售价十元一本可以打平：学问之道，纸张用不着高档次的，学子订购应该无数。不容易想出对教育更相宜的贡献了。困难只一个，简直无从过关。那是要在内地取得刊物出版的牌照，点止登天咁简单？挂人家的牌出版不难，但不可以接受。这是因为追求真理这回事，是不可以左顾右忌的。纯为解释的科学性文字北京应该不会反对，但我的印象，是搞出版的喜欢筑茧自缚，这句不能说，那句要修改，等等，莫名其妙，今天如家常便饭也。
不知何年何日，有关部门能体会到，学术的发展要有一种言论自由的空间。我不是个信奉言论绝对“自由”的人，问题是界线要在哪里划分。我的投诉，是内地的界线划分很不清楚，可以阐释到妨碍学术思想的发展。这与胡锦涛先生的主张是有出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