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计划提出来以后，如果被否决了，胎死腹中，就成为废弃的计划。计划不管好坏，一旦被拒绝，就跟废物一样。如果被接受了，就是好主意。被当成好主意，就表示这个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半。所以我们作计划，想得到大家的赞美，就要加一点花样，让老板看了很高兴，让同事看了很支持，这些花样就是戏法。
在计划中加一些戏法，能使计划打动人心，计划成了企划，企划更容易引起人的共鸣。
计划想变成决策，就需要企划。计划是决定今后所要做的事，通常计划不止一个，怎样在有限的资源内集中精力，把其中一个计划作好，这需要我们作出抉择。有太多的选择，不晓得做什么，又不能同时做几件事情，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个，为此我们常常很伤脑筋。选择出来以后我们就把它叫做决策，要想在决策的过程中使自己提的计划能够顺利通过，事先就要动一点脑筋，加上一点花样，添上一点概念，这就是企划。
在企业里，不管哪项活动，如果只是平白地提出计划，常常会浪费我们的时间。虽然我们很用心，但是计划不起眼，就会被淘汰掉，很可惜。为了使我们的计划能够被选中，能够变成企业的决策，使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就要作一些企划。有很多人问我，我们中国人是如何决策的。我想起一本书--《大学》，中国人一致认为“大学之道”就是为人处世的道理，没有人想到这是管理的道理。中国人自古以来把做人的道理和做事的道理混为一谈。而《大学》兼顾两边，一方面是做事的道理，另一方面是做人的道理。可是以前的人希望把做事的机会交给某些特定的人，就不希望大家都了解做事的道理，所以我们才把“大学之道”理解偏了，认定它是做人的道理，而埋没了做事的道理。
其实真正的决策过程在《大学》里面讲得很清楚，“止、定、静、安、虑、得”六个字就是中国人决策的整个过程。这个排列与西方的决策过程不谋而合。
当问题出现的时候，西方人是根据目标提出假设，然后选定备案，根据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再根据经验进行判断，最后选定一个决策。而我们中国人也是如此。所谓止，即要选定一个目标，站在合理的立场。“止于至善”，很多人解释为追求完美，这个说法不知害死多少中国人。完美根本不可能，一定要追求完美，不如干脆放弃。“止于至善”应该是站在合理的立场，让大家都可以接受。所谓定，即把方向定下来。既然我的立场是合理的，就不要再犹豫，要确定方向。在西方决策的过程里面就叫假设。所谓静，就是心不妄动，一个人心不妄动自然会静。环境吵不吵，就看你的心静不静。心静，外面怎么吵你都听不到。心不静，一有风吹草动，你就觉得很吵。心不妄动，就会很安静地选取一些备案。西方人选备案的时候，也要平静、客观地多想几个备案。所谓安，就是全心去研究怎样才能使我们安宁的一些因素。相对应的是，西方人要去找资料，要多方搜集有关的信息。所谓虑，就是无微不至地思考，多方面去了解、去设想，这就相当于西方的分析、经验、判断。所谓得，就是说一个人思虑得无微不至，照顾得很周到，自然有所得，得到的就是一个决策。
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几点：
第一，先弄清楚问题在哪里。我发现有很多人的方案最后不能用，是因为他们把问题搞错了。比如企业说，“我们要进军国际市场”，结果很多人做的方案都是进军美国市场。如果把问题弄错了，或者不是针对主要的问题而作决策，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第二，我们要找出解决问题的主要资料，换句话说，把相关的人、事、地、物等资料搜集得越正确，越齐全，对我们的决策越有帮助。
第三，我们要确定到底应该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比如进军美国市场，要求在一年内完成，假定你的方案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才能完成，那方案再好也没有用。
第四，我们要寻求各种不同的方案，不要抱着这个不可能、那个不可能的态度，把各种方案都写下来试试看，换句话说，不要有偏见，不要有成见，才能够找到最好的答案。
第五，把各种方案都试试，能够量化最好，不能量化的也尽量预测一下结果如何。根据结果，再加上以前的经验，就可以选定一个定案。选定以后就要确认目标评估，同时要把决策的经验累积下来作为今后的参考。
决策后要去执行，如果到执行的时候，执行的人看了一眼就扔在一边，毫不起劲，那也很糟糕，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企划。企划的目的是建立具体的行动方案，一方面把握有利的因素，另一方面防止可能发生的弊端，使得原定的计划能够有效地实现目标。
作企划的人此时应注意，不要认为自己的方案十全十美。最好提醒自己，这一切都是根据假设来的，万一假设错了怎么办？这样一来，我们就不会说，保证没有问题了，而是去想怎样加一些点子，让企划更有效。
能产生效益的才是好的企划
企划一定要顺应时代，顺应情况，一步一步去展开，这是企划与计划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