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的产业如房地产开发、高新技术产业、银行业等其他产业都实行规范转型，吸收了大量股份制的制度成分。因此，我们当年对首钢研究的很多结论，在“后周冠五时代”的首钢，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选择。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讲，我们用首钢为坐标进行的税收体制探索，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推动了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我们当时对承包制理论研究的基本结论，最后也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在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阶段，中央开始明确提出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制度体系。其本质是对首钢无限放大承包制理论的全面否定。正是有了这一改革纲领，中国企业的改革才全面步入正轨。
这个案例突出地展示了一个企业家应当特别注意的关系处理问题，即企业经营理念与政治理念、政治诉求之间的关系处理问题。
周冠五是见过惊涛骇浪的人物，他不会意识不到他代表首钢与国家签订的那份承包合同有着巨大的不合理性，并非天经地义。他也未必从骨子里相信被他奉若神明的承包制可以万古不易。
但他为什么会把承包制死死地奉为最终的改革师表呢？我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上述关系处理的严重错位。企业既然是经济经营单位，首先一定要从“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的人力资源、文化积淀、产品战略升级、管理需要来完善自身的管理理念和经营理念”等企业本位与经营本位出发来调整关系和处理问题，一定不要把自己所管的企业当做是政治化营垒，出现严重的“越位”。承包制在打破行政性控制、突破行政管理障碍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甚至是重大的革命性意义，但随着城市体制改革发展，其弊病不断显露之后，还把它当做政治信念固定化和无限放大，并把层层承包、以包代管都归结为一种颠扑不破的真理，甚至当做最高意识形态偶像来信奉，就会出现与历史发展和政治大方向相对立、相阻挡的大麻烦。
周冠五原本很信任的新生代领导和新一代改革派，也对其“承包制宗教信仰”离心离德并不断发生冲突，足见此路难通。
企业家永远要把自己放在与市场、与行业发展、与世界的经济格局紧密结合的适当位置上，把企业的“适应与发展”置于最高层次，而不应去追求那些超经济、超市场的额外目标。这才是真正的脚踏实地。周冠五确是不可多得的人物，在他治下的首钢也确实足够强盛，但当年他的失败，也的确有其自身的根本原因。
当周本人下台后，他所捍卫的承包制，不可避免地要谢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