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离不开一些基本的假设前提。其中最基本的假设，便是关于人性的假设——经济人假设。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揭示出“经济人”的含义以后，约翰·穆勒依据斯密对“经济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提炼出了“经济人假设”。具体地说，经济人就是使市场经济得以运行的人，即会计算、有创造性、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由于经济人的唯利性和有限理性，有些经济领域他不愿进入，因而出现公共产品失灵现象，这需要国家公共权力的介入，并以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为保证。
1.人们不愿提供公共物品
当潜在的消费者面临为某种公共物品的供应出钱的问题时，个人都有不说出他真实付款意愿的动机，因为他同样可以取得供应给表示愿意付款人的公共物品。所以在公共物品的提供量不能改变的场合，公共物品就有可能被提供出来，而那些不能真实地说出他们优先选择的人，却从这种公共物品的存在中得到好处；如果公共品的提供量可以改变（如可变的新鲜空气的量），那么若不如实说出优先选择，将使这种货物的供应比如实说出时少，但不如实说出优先选择的人仍将得到这种货物，并且仍然不付款，所以他们仍是得益者，因而称之为免费搭乘者。
我国传统文化之一就是人们在元宵节放烟花、看烟花。但是有研究人员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村镇上，起初一两个人在放烟花，但他们很快就没了积极性。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个人不愿意举办烟花表演呢？全镇500个居民中的每个人对观看烟火都给予了10元的估价，放烟火的成本为1000元，由于5000元的利益大于1000元的成本，小镇居民在元宵节看烟火是有效率的。
私人市场能提供有效率的结果吗？也许不能。设想这个小镇的企业家决定举行一场烟火表演，他肯定会在卖出这场晚会的门票时遇到麻烦，因为他的潜在顾客很快就会想到，他们即使不买票也能看烟火。这种物品没有排他性，因为要排除任何一个人看烟火是不可能的。而且，它也没有竞争性，因为一个人观看烟火并没有减少其他任何一个人观看烟火。因此，人们有一种搭便车者的激励。搭便车者是得到一种物品的收益但避开为此支付成本的人。
如果企业家举行烟火表演，他就给那些不交钱看表演的人提供了一种外在的收益。当他决定是否举行烟火表演时，没有考虑到这种外在收益。尽管从社会来看烟火表演是合意的，但从私人来看无利可图。结果，企业家作出不举行放烟火表演的决定。
尽管私人市场不能提供小镇居民所需要的烟火表演，但解决小镇问题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当地政府可以赞助元宵节的庆祝活动。镇委员会可以向每个人增加2元的税收，并用这种收入雇佣张三提供烟火表演。小镇上每个人的福利都增加了8元，烟火的估价10元减去税收2元。
免费搭乘者的存在也是竞争的市场机制不可能解决公共产品有效生产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公共物品没有竞争，如果把这种物品供给一个人，必然无法供应给别人。
2.人们争夺公共资源
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存在着一个冲突悖论：我们每个人都是自私的，当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利益原则来行动的时候，整个集体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无序的状态，无论你个人怎么努力，集体的无序状态也会破坏你的劳动成果，因为每个人的利益偏好是不一样的。如果存在群体行动的话，那么群体性行动在没有指导的情况下一定是一种悲剧。
群体悲剧是群体的灾难，这种灾难是不可抗争的，而且这种灾难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群体受一个无情规律的支配所造成的。下面让我们看一下哈定悲剧，这是关于群体行动悲剧的一个著名的公共资源悲剧问题。该问题是经济学中的经典问题。
公共资源悲剧最初由哈定提出。哈定举了这样一个具体事例：有一群牧民面对向他们开放的草地，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合算的，尽管平均草量的下降可能使整个牧区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每个牧民如果多增加一头牛，草地将可能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食量，致使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这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对公共资源的悲剧有许多解决办法。哈定说，我们可以将之卖掉，使之成为私有财产；可以作为公共财产保留，但准许进入，这种准许可以以多种方式来进行。哈定说，这些意见均合理，也均有可反驳的地方，“但是我们必须选择，否则我们就等于认同了公共地的毁灭，我们只能在国家公园里回忆它们”。
哈定说，像公共草地、人口过度增长、武器竞赛这样的困境“没有技术解决途径”。所谓技术解决途径，是指“仅在自然科学中的技术的变化，而很少要求或不要求人类价值或道德观念的转变”。
我们可能经常可以听到这样一些事情，比如，中国周边沿海、江河的渔业资源越来越少了。我们小时候可以很容易看见的大黄鱼，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