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对于救摩根银行脱困比谁都上心。
他抓住仍未恢复元气的华尔街缺少企业证券发行，需要更多的投行业务来激活市场这一实际问题，建议国会在修订1933年银行法时，在新的法案（通常称为1935年银行法）中加入一个修正案——恢复存款银行从事有限的证券业务。这等于是在分隔传统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那面墙上打开一个缺口。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格拉斯的用意——无论是从影响力还是从业务能力来看，即使只有一家银行能够从这个“缺口”中获益，它也将是摩根银行。在艰难的等待中，历史的时钟走到了1935年的夏天。对于华尔街来说，当时的社会舆论环境跟佩科拉听证会期间相比并没有什么好转。“小花”神甫、《赫斯特报》等一批极权主义或孤立主义的喉舌们仍然骂街骂得风生水起，尽管此时他们叫骂的主旋律已经转向了罗斯福本人和他的新政，但银行家们仍然由于与政客们互为“帮凶”而不时被拿来充当大反派一角。有鉴于舆论的压力，银行法修正案被批准通过的概率极低，但摩根合伙人们似乎仍然不愿放弃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华尔街上的同行们人人都看得出摩根合伙人的焦虑。
米切尔·查尔斯（就是因为丑闻缠身而被花旗银行扫地出门的那家伙，现在是布莱斯公司的合伙人）像爱嚼舌头的邻居二婶似的，逢人便说：“你们没瞧出来吗？到现在摩根那帮家伙还期待着恢复承销业务的修正案能够通过呢。噢，可怜的乔治。”此“乔治”正是摩根银行负责公司承销业务的乔治·惠特尼，他此刻已经急成了热锅上的蚂蚁——随着之前承销的证券纷纷到期，老客户们都在催问能不能以现行的低利率进行再融资，这等于是在给摩根银行下最后通牒：成不成的给句痛快话儿，你这里不行的话我们可要转投他处了。惠特尼既不甘心说“不行”，也没有底气说“能办”，只好拖得一时算一时，一心盼着格拉斯那边赶快传来好消息。然而，本着恶人做到家的原则，罗斯福再一次做出了叫摩根人发指的决定，8月底，他直接出面否决了这项修正案，拒绝对1933年银行法中关于分业经营的规定做任何改动，根本没给银行家们在国会扯皮的时间。这一决定背后的含义再明白不过：放弃无谓的抵抗吧！我们的政策是配合从宽，抗拒从严！毫无疑问，这就是最后的“判决书”，摩根银行再也没有理由继续拖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