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缔结的和平条约。
接着，大批警察出动镇压民众游行、集会。双方开展了一场精彩的肉搏战。战斗越来越激烈，到了这天的下午，东京政府不得不宣布首都进入无政府状态，恳求民众停止闹事。
但这帮恼羞成怒的愤青们热血已经沸腾，跟打了鸡血一样与警察死磕，同时猛砸目力所及的所有警察局。
直到三天之后，暴乱才勉强被警察平息，结果是，有17名群众死于游行，东京70％的警察局被砸得需要重建。
其实，这场暴乱有一个很微妙的细节。闹事的民众自始至终都高呼“打倒政府，拥戴天皇”的口号。换句话说，日本人在此时依然保持着崇高的凝聚力，他们尊敬天皇，也服从既有的政治体制，他们只是渴望政府能在天皇的庇护下做得更完美。
为了表达这种渴望，民众给天皇写了一份万言书，表达了自己渴望，内容颇为具体，比如，希望降低税率，进一步提高日本军事实力，侵略中国，让西方人尊重等。
不过，民众毕竟是民众，他们有时候的确容易被眼前的利益所引导，而忽略了作为一个国家的宏图大计。
客观地说，日俄战争带给日本的附加值相当之高，其在条约背后获得的商业利益几乎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换句话说，日俄战争对日本经济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了甲午海战。特别是，日本垄断了朝鲜和“南满”地区的市场与资源，并且还能以此为跳板，进一步向中国和南亚的纵深渗透，这样一来，必然能刺激本国工业的极速增长。另一方面，日本为了防止俄国人卷土重来，一雪前耻，拼命发展军工事业。轮船总吨位在10年间增长了10倍。
在这两方面的推动作用下，日本的对外贸易也获得了空前进步。1897年的时候，日本出口额为16 000万日元，到了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2 000万日元，同时进口额为41 000万日元，也是10年前的两倍。
显然，这些枯燥却让人兴奋的数字背后，昭示着日本的大商人们又一次赚取了巨额利润，并且把他们毒辣的触角伸向了更深远的地方。比如中国的东北。按照《朴茨茅斯条约》的规定，日本硬生生地从俄国手里夺过来中东铁路南段（长春到大连）的修建和经营权。日本政府大喜过望，投资两亿日元，成立了一个叫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公司，派遣后藤新平来掌管。
后藤新平是谁？中国台湾人民应该不陌生吧。这个生于1857年的岩手县人幼年贫寒，17岁开始学医，后进入爱知县工作，仅仅几年后就成了这家医院的院长。
在甲午战争爆发后，后藤新平随军出征，因为工作严谨、技术精湛被领导看中，招入军队，正式投针头从戎。战争结束后，中国台湾成为日本殖民地，后藤新平也被委派到那里担任总督府长官的卫生顾问。三年后，开始担任民政长官。
从这个时候开始，后藤新平的商业才能、管理天赋尽情展现。在他的率领下，台湾规划建设了自来水和地下水设施；大力推行统一的台湾货币制度，以使得这个地区迅速纳入到日本的金融帝国当中；同时，他也开始开发水利建设，引进制糖工艺，改良稻米种植技术等。
当然，后藤新平为了强化殖民统治，也采取了一系列惨绝人寰的卑劣手段，比如，他规定，凡是反抗殖民统治的人都要被当作罪犯，遭到严惩。在甲午战争之后的5年里，台湾有3万多人死于反抗殖民统治，毫无疑问，后藤新平就是刽子手。
与此同时，后藤新平同学还大力推广奴化教育，企图改变台湾人的中国情怀。这哥们儿要求台湾的学校、城市、乡村，一句话，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学习、使用日语。那时候，台湾当地的日本人很少，不过，你走在大街上随处都能听见种地的老头用日语聊天，其危害不可小觑。
站在日本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后藤新平开创了一种奴化的新纪元，后来日本不断渗透到中国东北，一直到二战当中，采取的措施都是这一套东西。
日俄战争结束后，后藤新平立刻用自己比狗还灵的鼻子闻到了东北地区发出的财富气味。他恳请日本政府派遣自己到中国东北工作，并且上书领导表达自己在这里修铁路，帮助东北人民脱贫致富的决心。
回答是：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