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引进很多新的农产品物种，刺激农民的积极性，让他们获得不小的利润空间。于是乎，在19世纪90年代的10年间，日本农产品生产增加率为3%，根本性地解决了日本人的吃饭问题，而且吃得还越来越好。
另一方面，农业发展趋于稳定之后，更多的农民外出打工，很多人已经不满足到大城市去当各种“漂”，而是在政府的资助下，去美国夏威夷、拉丁美洲等刚刚开垦的处女地去打工。结果就是，为日本换来了充足的外汇。
如果我们再把放大镜往日本社会的纵深方向移动的话，会发现，这个国家的国民开始适应了近代化的洗礼，他们也看清了这个社会发展的总体脉络，开始沿着新时代的道路踏上自己的旅程。
比如，纺织业的兴盛推动了一批农村小老板获取暴利，然后，他们再把资本投入新工厂的兴建。随着财富累积，这些小老板开始培养下一代出国留学或是接受高等教育，让他们在未来的日子里能步入官场，过上稳定而富足的生活。
通过这些发迹于农村的精英阶层我们能看到，他们虽然也是剥削阶层，很多老板还会放高利贷给那些希望从事工商业的农民。但毫无疑问，这些盘剥者每年给国家上缴了大笔税金，并且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来管理自己的国家。
但是，所有的改革都不可能一帆风顺。如此巨大的社会震荡和蜕变，也必然让不少人陷入绝望境地。特别是在1878年左右，随着西南战争的结束，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危机，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诸多银行步履艰难。比如，老牌金融大鳄——三井银行。
三井家一直是政府的御用金融机构，当年三野村利左卫门以承接明治朝廷金融业务为条件购买了政府发行的债券，奠定了三井在明治时期金融界的绝对优势地位。他们从某种程度上具有了中央银行的功能，负责给朝廷发放货币。到了1873年，在政府的主导下，三井与小野家又共同出资成立了“第一国立银行”，不过三井一直讨厌跟别人合作，独立运作金融是他们的梦想。于是，在1874年2月，三井又在骏河町创立了三井银行，当时为了银行能一举成名，三井组还特地盖了一座西式的三层小楼，成为当时的热点新闻。但事情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期发生了变化。随着国立银行的建立，三井银行的业务受到一定影响，但还无伤大雅。但在西南战争之后，三井银行走入绝境。
因为战争期间，政府为了筹措资金，滥发货币，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战后的1877年，大藏省（财政部）决心规范货币制度，将货币发行权收归国有，因此成立了“日本银行”，取代了三井银行的地位。不仅如此，政府更是痛下杀手，要将交给三井银行管理的资产全部收回。
三井肯定死了。因为当时三井银行有将近一半的资产都是国家寄存的，而银行放出去的贷款40%都是呆、坏账，到2012年都收不回来。换句话说，三井银行根本无力把国家资产还给政府，其结果只能是破产清算，关门大吉。
屋漏偏逢连阴雨，就在三井银行走投无路之际，大掌门、大功臣、大救星三野村利左卫门也暴病去世，三井家族又一次陷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
当时三井银行的新任掌门人是三野村利左卫门的养子三野村利助，这孩子年纪尚轻，见识不够，而且没有养父那种游刃有余地跟官场人士混迹的能力。为了维持银行运转，三野村利助采取了自杀式的方法，就是跟政府高官商谈，延期还钱，条件是以极低的利息给他们私人贷款，像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都是三井的客户。
问题在于，在那个年代的日本，欠钱的已经是大爷，银行才是孙子。这些贷给他们的钱没有一分按时收回的，于是，三井银行的不良贷款越发膨胀，他们一步步走向美好的鬼门关。
1890年，三井银行已经没有钱再贷款给诸位领导大人了。当时的日本首相是山县有朋，这位爷一向性格粗暴，目中无人，兜里没钱了，他就跑到三井银行要求贷款。
三野村利助哭丧着脸告诉山县有朋：“我们也一穷二白了！”山县有朋这才知道三井家的贫困，他连忙召集三井家几位大掌柜连夜开会讨论救助方案。
在山县有朋看来，三井银行不能倒，原因很简单，你们欠政府的钱还没还呢！讨论的结论是，请跟三井家关系密切的井上馨出马，改善银行经营环境，实现扭亏为盈的改革目标。
井上馨非常了解三井银行的种种问题，一上任，他马上召集涩泽荣一、益田孝、三野村利助等三井组高层举行了一个长达半个多月的会议，制定银行的改组方案。
会议进行得异常艰难，各方代表都有自己的利益打算。涩泽荣一和井上馨对三井银行只有利益的要求，没有感情寄托，他们提议关闭负债过高的各地分行，停止过渡房款；而益田孝和三野村则提出，三井有今天的规模不容易，如果贸然关闭门店势必会让整个家族对未来失去信心。
会议一度陷入僵局，井上馨中途大病一场，几乎丧命。益田孝更是每天借酒浇愁，痛感生不如死。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