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企业相当一部分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江户时代日本的社会结构表面上和中国还是比较类似的。简单说，就是士农工商。士为武士阶层，掌握着兵权；农就是农民；工指的是手工业者；商是商人。在商之下还有两个备受歧视的阶层，一个叫做秽多，也就是忒脏的意思；还有一个叫做非人，干脆就不是人了。
在这里要特别描述一下日本农民的生活。日本农民的生活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从当时的法令来看，农民是不能擅自离开自己土地的，但史料上记载农民迁徙的案件并不少。一种农民是因为难以忍受苛捐杂税而被迫迁徙，还有一种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而奔赴水草丰美的地方。随着社会逐渐稳定，农民的文化生活也越来越好，他们会借着去神社里祭祀的名义游山玩水。而一个村落只要按时按量缴纳赋税，还是有一定自治权的。村里的村官通常负责征税，他们本身也是农民。当政府派遣检察官下来检查税收情况时，村官就邀请检察官大吃大喝，酒肉温泉洗浴一条龙之后，检察官流着泪向上级汇报说，这个地方太穷了，饭都吃不上，自然税收大减。
后来政府为了稳定税收就实行了“定免法”，根据过去三年、五年的平均收入来决定税收。
江户史学家田中圭一说，江户时代的农民是一群极不安分而且非常独立的群体，只要税收政策稍不合理就敢起义闹事和幕府搞对抗。如果四个农民不堪税负凑在一起就敢扯起大旗上书“FARMER FOUR（F4）”而与幕府的无聊官吏血拼。
农民虽然火气大，动不动就起义，但他们绝不是大字不识的乌合之众。对比中日两国维新的背景你会发现，“教育程度”，似乎决定了维新的成败。教育，在维新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到了日本江户时代末期，日本的教育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可能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这也为日本后来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中国百日维新之时，梁启超曾经评论说，中国科举尽举国上下之人，专事空疏无用之学，使学生“悉已为功令所束缚、帖括所驱役，鬻身灭顶，不能自拔” 。
而江户时代的日本，教育已经广泛普及，并且形式多种多样。譬如日本当时的公立学校叫学问所，主要教授中国古代哲学和文学研究以及民间小孩子们的识字学习。
与中国类似的是，在德川幕府时期，公立学校也是把儒家学说当作教育的核心任务，但有特色的是，日本的儒学教育家们把修正中国的古典思想体系当作最重要的功课来作研究。
比如说，中国的儒家学说讲求三从四德，这个大家都知道，女子要忠贞不二。像潘金莲，这个追求爱情和性解放的伟大女性1000多年以来一直被人辱骂，可曾有人想过，哪个美女嫁给武大郎不会郁闷终身呢？
日本因为摒弃了中国儒家学说中禁欲的思想，也导致了今天色情文化如此发达的境遇。饭岛爱的死引发了日本和一直被要求禁欲的中国人的广泛怀念。日本人的怀念是缅怀一位伟大的演员，中国人是怀念那些藏在硬盘里遐想的日子。
让我们回到有关教育的话题。除了儒学之外，日本在与外国发生了关系之后，很多学问所也开始讲授荷兰语、西方技术等济世之学。
在日本地方的各个藩也有自己的学校，起初藩学校是为了培养武士，让这些保安不仅身体强壮而且具备文化素质，避免业主的挑剔。到了江户末期，很多藩学校也开始增设了军事、外语等学科，也正因为如此，武士阶层逐步成为了一个有文化、有技术、有力量、有理想的四有新人，他们蓄势待发，等待着登上历史舞台的那一刻。
除了学问所和藩学校之外，日本还有民间学塾与寺子屋。民间学塾主要是一些学者自己开的学校，传播儒学、国学，后来重点教授外语和技术，学生也不仅限于武士。到了江户末期，很多渴望报效祖国、改变国家境况的有志青年纷纷加入到民间学塾来，像后来的倒幕英雄高杉晋作、日本最著名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日本著名改革家兼教育家福泽谕吉，都毕业于民间学塾。所谓的寺子屋则是进行儿童教育的民间学校。因为日本农民的生活还是比较滋润的，所以很多老百姓都热心于教育自己的子女，寺子屋的范围也就越来越广泛，从城市到乡村都随处可见。
总之，据现存的数据统计，当时日本人的识字率绝对是亚洲最高的，远远超过了它的近邻——中国。
实际上，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商业、教育都有了广泛的发展，原本割据的各个地方因为需要贸易，也促进了商业观念的形成。这一切都是日本自我蜕变的养料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