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大阪也是一个很有味道的城市。寺院、神社随处可见，绿树成阴，草长莺飞，中国人、韩国人很多，他们在这里做生意、开洗头房、做按摩女，东北话四处可闻，以成为“大阪城的姑娘”为荣，算得上是日本的东北村，为“九一八事变”报了一箭之仇。
在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代，大阪迎来了城市的复兴。丰臣秀吉以大阪石山本愿寺为基础，重新修建了大阪城，让这个荒废已久的地方重新焕发生机，变成一个宏伟的城郭。他在城下修建领主居住的房屋，旁边是武士们的住所。周围布满了各种商业街区，喧闹繁华之声不绝于耳。
到了德川家康时代，大阪成为全国的商业物资集散地。家康虽然定居江户，但从没有遗忘过这个古老的都市。他开凿了几百条水路、扩宽了河流，在城市中设立“藏屋敷”，用来储存各地大名进贡的粮食。因此，大阪也就成为日本最早，也是最大的物流和商业中心。后来，日本人更是创造性地在堂岛玩起了大米期货，大阪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期货市场。
我们必须重新审视一下住友家所处的历史环境和商业氛围，才能领悟他为何必须要搬到大阪来，进而看清这个百年老店如何能迅速崛起，成为一代富商。在大阪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的同时，日本的商业也伴随着国家的统一繁盛起来。从那时起，也就是在400多年前，日本的商业就开始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下来，这个国家虽然也经历了战火、灾难、文化入侵的烦扰，但它依然保持着或猛烈、或渐进的发展，从来不曾出现过断层和终止。
这是中国和日本的真正差距。我们的国家重农抑商，商业文化屡次死于胎中，无论是异族铁蹄的冲击，还是对公有制的尝试，都震撼和颠覆了原本脆弱的商业文明。这可能是中国这样大国的宿命，物产丰富、市场统一，集权式的管理似乎更适应这片一望无际的土地、山河，同时，也让商业思想倍加难产。
再来看日本，从16世纪开始，国土内各个领主国开始设立城下町。所谓城下町，就是把武士和富商集中起来，这也标志着武士阶层彻底从农民中分离出来，成为日本公务员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现在的话说，城下町住的都是日本最有消费能力的人，类似于今天的中产阶层，再加上各地领主为了召唤更多的商人来城下町，纷纷颁布了诱人的减税政策，这也促进了日本商业的繁荣。
而之后的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到德川幕府的创始人德川家康，都为日本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们是伟大的军事家，也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奇才。特别是那位伟大的织田信长同学，除了是个军事奇才，他更是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是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故事。他发布了“乐座乐市”政策，让日本的商业文明进入一个新高度。
“座”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日本封建时代的行会组织，一方面充当政府的爪牙，规范整个行业；另一方面，也是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代表着政府、寺院等特权阶层向手工业者收取各种莫名其妙的费用。天长日久，“座”就成为垄断某个行业的团体，具有非常强的排他性，用现在的话说，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下町的涌现，“座”这个鸡肋就越来越不符合经济规律。在天文十八年（1549），近江国出现了乐市。这东西其实就类似于现在的经济特区，减免城下町的各种苛捐杂税，来推动商业的发展，抵制“座”的特权，就叫乐座。
1577年，织田信长更是一口气彻底消灭了“座”，他颁布法令，鼓励商人来城下町做买卖，实行一系列减税政策，允许自由贸易，让商人们放心大胆地从事自己的买卖。到了织田信长的继任者，那位长得跟猴子似的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候，他更是大力继承这项制度，彻底废除了寺院和公家的“座”，让商业在日本繁盛起来。
之后的德川家康也是个经济学家，他对日本商业的促进功不可没。人们容易记住他的英武，却常常忽略他的睿智和远见。
德川家康一当政，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统一货币，虽然比秦始皇老师晚了将近两千年，但也功不可没。他铸造了大判（十两）、小判（一两）、一分金（四分之一两）等货币，这个制度意义重大，改变了过去由于土地割据，各个地方货币混乱的局面，也为促进日本的统一市场埋下伏笔。不过，到了德川幕府后期，全国各地的货币又陷入混乱，还牵扯到了重大的外交问题。
此外，德川家康在掌握了日本统治权之后，颁布了一个规定，叫“参勤交代”，其实就是每年要求各地的大名到江户来拜见他，并且常住一年，也就是当人质。不过，估计德川家康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制度促进了日本商业的发展。您想，这些人质时常奔波在江户和自己的领地之间，吃饭喝酒桑拿按摩这些日常活动，必然会带动地方的商业繁荣。
可是，住友家居住的京都是个例外。因为德川幕府一直忌怕大名和在京都的天皇勾结起来，所以规定大名参勤的时候，不许经过京都，必须绕到大阪而行。这样一来，京都就成了一座寂寞之城，大阪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