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方式五花八门，企业的投资方式究竟有哪些？不同的投资方式所带来的投资回报一样吗？企业应该如何选择投资方式？
李嘉诚认为，一个只图小利的人，终究成不了大商人。这个道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有些人相信贪利，才能暴富，不过，这些人叫暴发户，而不叫大商人；真正的大商人都是步步壮大的财富巨子。李嘉诚也正是靠着这样的信念，才一步一步控有香港最大的综合性财团，成为世界华人首富。
李嘉诚经商喜欢长线投资。在投资上，李嘉诚从来都追求稳中求进，事先制定预算，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以合适的价格投资。因此，李嘉诚常常以长期投资者的面目出现在地产界，同时，他又是长期投资者中的保守派。
1962年，香港政府修改建筑条例并公布1966年实施。地皮拥有者为了避免新条例实施后吃亏，都赶在1966年之前建房。这股建房热潮是在银行的积极资助下掀起的，银行不仅提供按揭，自己也直接投资房地产。
炒风空前炽热，职业炒家应运而生。他们看准地价楼价日涨夜升的畸形旺市，以小搏大，只要付得起首期地价楼价，就可大炒特炒，趁高脱手。大客炒地，小客炒楼（花）。大客大都是地产商，甚至还有银行家；小客多是炒金炒股的黄牛党。
在这股风起云涌的炒风中，李嘉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买空卖空是做生意的大忌，投机地产犹如投机股市，“一夜暴富”的后面，往往就是“一朝破产”。
他一如既往地在港岛新界的新老工业区寻购地皮，营建厂房。他尽可能少地依赖银行贷款，有的工业大厦完全是靠自筹自有资金建造。公司下属的塑料部经营状况良好，盈利可观；地产部已由起初的纯投资转为投资效益期，随着新厂的不断竣工出租，租金源源不断成几何级数涌来。
1965年1月，香港小银行——明德银号发生挤提宣告破产，究其原因，是“参与房地产投机，使其没有流动资金，丧失偿债能力”。明德银号的破产，加剧了存户的恐慌心理，挤提风潮由此爆发，迅速蔓延到一系列银行，广东信托商业银行轰然倒闭，连实力雄厚的恒生银行也陷于危机之中，不得不出卖股权予汇丰银行才免遭破产。
港府采取紧急措施，才遏制住挤提潮，但银行危机却持续了一年有余，不少银行虽未倒闭，却只能“苟延残喘”。在银行危机的剧烈振荡下，兴旺炽盛的房地产业一落千丈，一派肃杀。地价楼价暴跌，脱身迟缓的炒家，全部断臂折翼，血本无归。靠银行输血支撑的地产商、建筑商纷纷破产。
在这次危机中，长江公司的损失，与同业相比微乎其微。它只是部分厂房碰到租期届满，续租时降低租金，而未动摇其整个根基。当那些激进冒险的地产商，或破产，或观望，“保守”的李嘉诚却仍在地产低潮中稳步拓展。
1966年底，低迷的香港房地产开始出现一线曙光，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一年多休养生息，元气渐渐恢复，有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跃跃欲试，准备大干一常就在此时，中国内地的“文化大革命”浪潮开始波及香港，并触发了香港的“五月风暴”。
“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严重地打击了房地产业。当时香港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建筑商们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当时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他不时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李嘉诚知道，香港的“五月风暴”与内地的“文革”有直接关系。那时，不少内地群众组织的小报通过各种渠道流入香港，李嘉诚从中获悉，内地春夏两季的武斗高氵朝，自8月起，渐渐得到控制，趋于平息。从而判断出香港的“五月风暴”也不会持续太久。
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嘉诚，毅然采取惊人之举：人弃我取，趁低吸纳。
李嘉诚坚信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当时，大规模移民潮虽渐息，而移居海外的业主，仍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他把塑料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他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不少朋友为李嘉诚的“冒险行动”捏一把汗；同业的有些地产商，正等着看李嘉诚的笑话。
然而事实证明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道转旺。对此，有人说李嘉诚是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只有李嘉诚自己清楚他的惊人之举，是否含有赌博成分。他是这场地产大灾难中的大赢家，但绝非投机家。
李嘉诚不但在地产上是长线投资，在电讯投资上更是如此。而且这种投资战略使李嘉诚大赚特赚，例如，仅卖橙一役就收1100多亿港元。
——摘自《中国当代企业家管理思想述评》常桦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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