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中国人民；如果坚持“与民请命”，那么又与清廷的和好态度相冲突；如果像清议派所说的“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宣战、驱赶所有在京领事、外国人、停止通商、传教等，那么得罪的不只是法国，而是在华的所有外国人，全面战争在所不免。处于这样境界的曾国藩左右为难，遵循了清政府曲求和好的基本策略。他说：
纵令要挟百端，止有曲求和好之一法。惟所以曲求和好者，终不外严办正凶、厚赔巨款二事，深恐求和愈急，要挟愈多。
他认为，只有“曲求和好”是唯一的办法，要做到“曲求和好”具体的途径是两个：一个是严肃处理杀人凶犯；一个是赔钱。天津教案中打死外国传教士和经商者二十人、中国教民三四十人，焚毁法国领事署、天主教堂和仁慈堂，波及英、美的几所教堂，不惩办正凶、陪巨款，要想平息外国人的愤怒是做不到的。这样的事情，即使放在今天，恐怕也很难做到。然而难道曾国藩真的就想拿国人的头颅去祭奠法国人的旗帜？曾国藩一直主张为民请命，拿百姓的头颅去祭奠外国人的旗帜，也是他不愿意做的。他说：
辈身在局中，岂真愿酷虐吾民以快敌人之欲？徒以边衅一开，则兵连祸结，累岁穷年而未有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