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曾国藩从两个方面提出了自强之途径。首要的工作是修政事、求贤才；其次则是学习制作枪炮、轮船。关于学习制造枪炮、轮船前面已经专门阐述，这里不再一一论述。这里我们需要阐述的是曾国藩修政事与求人才的问题。求人才的重点是外交人才。
儒家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政事，主要是指治国、平天下，就是修明政治，采取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文化进步、百姓富裕、国家强大，就是古人所强调的“民富国强”。国家不强大，不管有理无理有德无德，总是要受他国的欺侮。
当时的中国，满目疮痍，遍体鳞伤。根据有关资料，太平天国等战争带来的灾害非常巨大，光死人这一块数字就相当巨大，有说死了2000万，也有说死了1个亿的。数字不一定准确，但是战争中的安徽、江苏等地“白骨露於野，千里无人烟”的现象确实惨不忍睹，很多村庄成为断垣残壁、很多土地被抛荒无人种植，人肉论斤计卖，价格昂贵。地方政治荒疏是晚清的一大弊端。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就深有感触。他在写给倭仁的信中说道：“此间小民困苦已极，实不堪再遇灾歉。侍本思力清积狱，一疏冤滞之气，若逢荒岁嗷嗷之众，争讼四起，则可虑者更多矣。”曾国藩履任之时，整个直隶有积案10000多件，很多案子当事人告到京城也没有处理。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此间吏治之坏，实苦牧令乏贤”。基于这种现状，曾国藩的弱国外交领导力重点之一就是在于“得贤吏，赋役有经，纪纲不紊，蠲除苛敛，清厘滞狱，民教一体，各使适俗安民”。
自从有了地方督抚权力后，曾国藩即将修政事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军事与吏治一同办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他安排有能力、有德行的领导者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极快地恢复行政秩序，稳定民心；政府提供耕牛、种子等，鼓励农民耕种，恢复农业生产；上奏朝廷，请求减免一些遭遇战争、水旱灾害严重的郡县的钱粮；设立粥厂、登记灾户，赈济受灾群众；发展水利，比如他到直隶后，着手修理永定河；发展文化事业，举行科举考试，1864年底，他千方百计筹措款项维修好江南宫院，举行了中断十多年的第一场乡试，稳定了士子之心；处理历史遗案，在直隶一年的时间就处理历史遗案1万多件；当然还有他最重视的练军。他的这些工作，对战后的恢复，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曾国藩深感深人才对于国家自强的重要。没有贤能的人才，一切都是空话。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处于弱小的阶段，稍微有力量的外国都可以来欺侮的时候，启用贤才，修明政治，尤其重要。1858年10月9日他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强调：
夷务果有翻局，不愿听其所要，是极好机会。然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所谓无竞维人也。若不得其人，则毛羽未满，亦似难以高飞。昔在宣宗皇帝，亦尝切齿发愤，屡悔和议而主战守，卒以无良将帅，不获大雪国耻。今欲罢和主战，亦必得三数引重致远、折冲御侮之人以拟之。若仅恃区区楚材、目下知名之数人，则干将莫邪，恐亦未必终不刓折。且取数太少，亦不足以分布海隅。阁下以为何如？
他认为要改变外交被动的局面，不听从外国的摆布，必须推进国家的强大。国家的强大必须获得人才，没有人才，就像鸟儿没有丰满的羽毛，不能高飞远翔。中国自道光以来，主战仍然是正论，道光也想报仇雪耻，但是苦无良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要以战争来决定胜负，不与洋人和好，曾国藩认为也需要人才。这种人才应该能够担当大任，人才的来源也应该很宽，不仅仅是几个楚地人。要有一大批的人，正直廉介，军队也能够战斗，这样才能够真正达到制夷的目的。
与外国通商是一项重要的外交事务。同治元年五月薛焕担任通商事务大臣，他提出改革南洋通商管理体制。南洋通商大臣，是道光年间设置的一个专门机构，负责长江流域以及江浙闽粤一带对外通商事务。薛焕建议改革注意制度，设置长江通商大臣，将南洋通商各口事务，隶属将军、督、抚监督理。薛焕的这一建议得到朝廷允同。朝廷下旨：
曾国藩威望远著，为外国人所慑服。长江通商事务，该大臣经画，自能措置合宜。惟因曾国藩办理军务，在江面布置，昕夕不遑。若再任通商事务，非所以示体谅。现在江面肃浪，如何妥为兼筹之处，即着酌量情形，迅速具奏。薛焕所称南省宜以督抚兼领。其驻扎之地，须离洋人稍远，办理方可顺手。倘李鸿章驻镇以后，能否兼顾无误，曾国藩从前曾经议及，并着一并详筹奏闻等因。钦此。
对于这一改革措施，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通商管理人才的问题。他分析认为，长江深入腹地，路远事繁，应当分别办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自从外国轮船进入湖北以来，洋人踪迹，几乎遍及沿江各个郡县，有的在僻壤传教，有的在深山中采购茶叶。一句话说得不好，嫌隙立即产生，影响全局。负责关卡的工作人员因为洋人的凶横，对洋人毫无办法。督抚因为洋务不是他们的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