藩协调。后来，很多重大问题，曾国藩向朝廷汇报时，甚至打着官文的名号，说我和官文商量怎么怎么的。官文是满洲人，湖广总督，咸丰亲信，曾国藩这么好的态度，自然可以逐渐得到皇帝的另眼相看。
第二是宽容有度，容忍他人，做事趋向温和。曾国藩一直讲究宽恕。他在北京做京官的时候，就将谨言慎行、敬、恕、诚、静、勤、润作为“德成”的重要内容，非常强调“恕”的作用。他认为：“至于作人之道，圣贤干言万语，大抵不外敬恕二字。”做到宽恕，要从仁礼等下手，做到自己要通达，也要让别人通达，做到“知命、知礼、知言、知仁”。 “知仁”就是恕，就是宽。他指出：
仁者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道也。立者足以自立也，达者四达不悖，远近信之，人心归之。……孔子所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
仁道即恕道。恕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体仁足以长人”，即“立人达人”。立人达人内容非常广泛，既是对人的道德修养的培养，也是对人能力才华的赞扬与肯定；既是给人才创造良好的平台，让他们有用武之地，使其能够脱颖而出，也是要善于识别人才、敢于启用人才，特别是不能亏待那些能力强、干事有成的人；既赏识、培养人的学识水平，也注重人的处事方法的培养教育；既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有“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恕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宽以待人。过去有很多流言蜚语让他心烦心躁。掌握了柔术后，他不再纠缠于这些琐琐碎碎，而是笃行自己的志向，“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他说：
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愿弟等敬听吾言，手足式好，同御外侮；不愿弟等各逞己见，于门内计较雌雄，反忘外患。
不再理会流言蜚语和别人的诽谤攻击，而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工作上，同御外侮。有一段时间，属下、朋友将左宗棠骂曾国藩的情况告诉他，曾国藩说：
左公之朝夕诟詈，鄙人盖亦粗闻一二，然使朝夕以诟詈答之，则素拙于口而钝于辩，终亦处于不胜之势。故以不诟、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其不胜也终同，而平日则心差闲而口差逸。……故有告以詈我之事者，亦但闻其绪，不令竟其说也。
你骂你的，我做我的，浑然不知。这种态度必须修养极高的人才可以达到。过去，下级犯了错误，曾国藩是要严格处理的。后来也有所改变。1866年实施河防策略，施行分段责任制。河南负责其中的一段，但是时任河南巡抚的李鹤年对此并不重视，敷衍了事，结果捻军利用朱仙镇以上、豫军分汛七十里、修筑未坚这个空挡跳出了清军的包围圈。按照曾国藩过去的性格是要参他一把的，但是现在他不参了，不仅不参，而且多说好话。按照湘军的纪律，军营中不准结会，然而随着湘军的纵深挺进，出现了哥老会。对这个会，曾国藩没有给予严厉处罚。相反说哥老会有两种好处，“一曰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援，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曰出营离散之后，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人会。”后来湖南要处理参加哥老会的人员，特别是那些利用该会闹事的人时，曾国藩还为他们说好话，不给予严厉处分。哥老会后来成为参加孙中山抗清的重要力量，这和此刻曾国藩的宽容是有关的。
三是做和事佬，调和下级矛盾。陈湜在山西当按察使，秉承了曾国藩刚毅的领导风格，看不惯官场的恶习，参了几个官员，引来一片叫骂声，心里很苦闷，向老领导诉苦。曾国藩教导说：
与人共事，而必欲尽如我意，固已势有所难，因不如意而疲之已甚，知后来戋零远胜于既往耶？阁下英年气盛，自思锐志有为，然纵观古今来成大功享全名者，非必才盖一世。大抵能下人，斯能上人；能忍人，斯能胜人。若径情一往，则所向动成荆棘，何能有济于事？来示所谓尽力竭力，做得一分算一分，此安心妙法。
这里所说的就是领导者要能够容人，对不同的人，要能够容忍，不可要求一致。有一段时间，刘铭传对李鸿章有意见，指责李对他使用权术，因此不满，心生退志，曾国藩多次写信去协调。由于曾国藩的协调，消除了刘对李的误解，回到了李鸿章的领导之下，保持了淮军的团结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