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徙徇外为人。每日以十叶为率。
读史：丙申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点十叶，间断不孝。
谨言：刻刻留心，是功夫第一。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保身：十月廿二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日知所亡：每日记《茶馀偶谈》二则。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作字：早饭后作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树立宁静心理形象
静是领导者需要修炼培养的领导力因素，而忿则是领导者需要摒弃去除的不良因素。领导者思考问题、决策问题、处理问题，需要一个安静的心境。特别是面临一些重大问题，一些紧急、突发性事件，更需要静。有静的环境让领导者静静地思考，那是再好不过的；但是实际的情况是，领导者所处的环境往往是喧闹、躁动，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安静的环境既不可得，就只有求助于内心的宁静。所以说，领导者追求的静主要是内心的宁静，是一种处变不惊的境界。忿滞是一种不好的心理因素，一旦产生，就可能丧失理智，不顾一切，甚至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曾国藩所要除去的就是心中的莫名的躁动与忿滞，追求的就是内心的宁静与处变不惊的境界。
不知道什么原因，有一段时间，曾国藩总是发脾气，动辄发火，连他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有时，与朋友说着说着，就不能抑制自己的感情，言语之间产生出忿滞的话语。有时因为下人不忠，侵蚀他家的钱项，愤愤不平，难以释怀；有时为了一点很小的原因，大气脾气，不能自已；有时坐在马车上，一个人也生着闷气；拜访朋友归来，马车夫不在车旁，要他等候，脾气马上生出。有时觉得自己发誓要改变的事情一件也没有改变，也不自主地愤恨。发脾气的时候，不仅自己无法平息下来，就是朋友在旁边劝导，也没有用。“予大发忿不可遏，有忘身及亲之忿。虽经友人理谕，犹复肆口谩骂，比时绝无忌惮。”对于自己的莫可名状的愤怒，他自己也感到失态，事后也觉得后悔，但总是控制不住。他分析原因，认为是“由‘忿’字伏根甚深，故有触即发耳”。
树堂昨夜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馀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奚择者矣。
为什么在1841年到1843年间，曾国藩这么容易发脾气，产生愤怒之情呢？我以为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情商EQ没有锤炼到位，对自己不满，对别人不满，对事情不满，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难以理智待人待事待物。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素有忿狠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根源在于“不好静”。
静，在古人看来，是一种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的领导力，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圣王之道”。《管子?法禁》：“绝而定，静而治，安而尊，举错而不变者，圣王之道也。”管子认为，领导者平静就能处理好问题，国家就会得到治理，这是圣王治国之道。与曾国藩同时代、著名的理学家唐鉴海曾经教导曾国藩说：
最是“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身也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总是要静。曰：凡人皆有切身之病，刚恶柔恶，各有所偏，溺既深，动辄发见，须自己体察所溺之病，终身在此处克治。
在他看来，静是很重要的。静可以看清楚自身的毛病、修身的问题，哪怕是极其细密的问题，也可以看清；面对棘手的事务需要处理，也能够看清道理；每一个人总是有偏好、有爱憎、有刚柔，沉溺其中某一方面，就可能导致错误。静是治理他们的良方。这里的静其实就是情商EQ的中国式代名词。曾国藩对“静”字的认识也是很独到的，他认为：“心静则体察精，克治亦省力。”心静就能够体察事物的本质，发觉事物的精微；处理事情也能够省力，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他极其推崇“静”字工夫好的人，而对自己的忿滞之情则给以严格的批评，认为这是“认贼作子”。
在静的修养上，曾国藩主要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守一“耐”字诀，克服浮躁骄气心理。对于自己心存之骄气，曾国藩在这段时间作了尖锐的反省与自我批评。比如，有一次与好朋友陈岱云谈到三更，两人应该是很投机了，但是事后曾国藩反省认为自己说话太多，心里“颇有骄气”，是“斗筲之量，真可丑也”。他认为岱云“每日工夫甚多而严，可谓惜分阴者”，而自己则是“玩世不振”。他在日记中常常记载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