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卡加倍征收过路客商的税费、公开强抢他们的行李衣物、毒打船户水手，造成众怨沸腾。处理这事，曾国藩不针对李世忠的管理不力，而是就事论事，谁犯错误处罚谁。他委婉地批评教育李世忠说“此等行径，阁下断不尽知”。要求他处理具体经办人。就是守地失守，朝廷要给予其严厉处分，曾国藩也极力做工作，肯定他的成绩，指出他的困难，说服朝廷只给李世忠小小的警告。对李世忠好的表现，曾国藩及时表扬。1863年，苗霈霖再次反水，李世忠派兵镇压，表现较好，曾国藩立即去信肯定了他坚守五河遏止苗下窜之路的做法，认为这是“真心报国，出于至诚”，“大丈夫心地，磊落光明”之举。
在曾国藩至诚感化下，1864年，李世忠逐渐将军队裁减，最后辞职回家。在回家定居的问题上，曾国藩也非常殷勤地为他考虑。像李世忠这样的人，得势时飞扬跋扈，目空一切，不给自己留后路，因此得罪不少人，很多人想报复是正常的事情。为了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曾国藩给他出主意，寻找好的地方。教育他回到家乡固始，要待人谦和，看轻财产，施舍穷人，以期收回恶名，同时他又给当地官员写信，告谕乡民，尽除前隙。通过这种真诚的方式，李世忠得到了教育，逐渐改变了自己，他主动捐款一大笔钱给曾国藩做军饷，而且回到了固始老家，做起了富翁。然而，对于这样的人，朝廷是不敢信任的，对其监视一直没有放松，一些不利于李世忠的报告不断送达天庭。有人上奏李世忠修筑堡寨，私藏炮械；又有人上奏说李世忠招集党羽，私买火药。意思很明显，就是说李世忠有谋反的迹象。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曾国藩在奏折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认为：
李世忠从前不法各事，举世皆知，神人共愤，既为众怒所集，一经颠蹶，人人欲得而甘心杀之，诚不为过。惟朝廷宽大之仁，业已十有馀年，凡在降众无不许其自新，李世忠则曾任实缺提督，帮办军务，岁终有福字之赐，寄谕有奖之词，在降将中尤属格外优厚，目前如无叛逆实据，自不便遽加极刑。寻降迭次谕旨，亦饬令切实查明，总以有无叛迹实据为断。河南抚臣李鹤年复奏所指擅杀平民，私铸小钱，及捻党穷蹙奔投，以图生路各节，均为前事之所有，不知近数年来究竟有无其事。多筑圩寨，则宜查其是否新添。藏蓄洋炮，则宜查其是否新置。勾结党羽，则宜查其来往之人物色如何，风影如何。务须严密访查，参互错综，始能得其情实。
他坚持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的原则，派专人前往秘密查访，了解情况，一一核对，为李世忠澄清了事实，解除了朝廷的疑惑。
曾国藩重做事，讲务实。他认为务实就是诚。领导者倘若不务实，做事一定轻浮，不能深入；或者患得患失，斤斤计较；或者疑神疑鬼，心怀猜贰；或者与民争利，或者欺上瞒下。曾国藩组织的军队是军政后勤一体化的军队，以军养军，军队给养统一调度。只有采办直接和百姓打交道。很多情况下，老百姓是不喜欢和军队打交道的。因为军队常常仗势欺人，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哪里敢与官争官夺呢。曾国藩深谙此中事理，所以他要求采办做到诚，“交涉兵民，尤宜开诚布公，使百姓不畏兵之骚扰；使统领营官常得民之欢心，乃为有益于上，有益于下。”和老百姓讲究诚，老百姓自然高兴。有一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处理公事的诚。同治继位后，江南很多大臣奏折雪片似飞到皇宫，只有曾国藩处奏折稀疏。对此，朝廷感到奇怪，特别发一道谕旨询问：朝廷依靠你规划东南大局，你怎么“奏章寥寥”？看到这个质问，曾国藩马上上奏辩解说：
历年以来，奏报甚稀。其所以硿径自守者，盖亦有故：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如近日贾臻奏庐州克复，袁甲三奏巢县克复，皆因无稽之探报，以为入告之实据。又或贼踪未近，预相震惊，辄以十万二十万遽奏，尤足以惑军心而误大计。臣处向不凭探报入奏，不欲以谣传之词，淆朝廷之耳目也。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凡大股悍贼之来，其始常危险万状，能坚忍支持，而后能渐臻安稳。如去岁黄文金之内犯，攻陷七县，坚持三月，而臣仅汇作四次入奏。去冬徽州之被围，苦战九次，坚守弥月，而臣仅汇作两次入奏。不欲以未定之状，增朝廷之忧虑也。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兵事成败，难以逆料。咸丰八、九年间，江南屡奏金陵指日可克；十年夏间，屡奏嘉兴指日可克，厥后皆不能践言。臣初督两江之时，奏称由宁国进兵，可达苏境，厥后宁国失守，至今不能践言，臣深以为耻。
原来曾国藩上报奏章也是很有规范的。这规范就是“三不”： 不轻奏谣传之言、不轻奏未定之事、不轻奏预计之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作风，是诚的直接表现。整个咸丰一朝，对东南战事的指挥一直处于乖谬的状态，究其原因，我认为和地方各级谎报军情关系很大。打了个小仗，歼击了几个敌人，上报说成是打了个大仗，杀了好几百人；来了几百敌人，上报则成了漫山遍野。这些情况，在当时是很常见的。江南大营1854年，没有打一次仗，同样得到咸丰的信任，原因就是向荣他们的奏章写的好。这样的奏章华而不实，严重影响了上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