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赤诚去结交朋友。从一件小事即可见一斑。他的一个朋友举家离开北京南归，他亲自去联系马车，查找好路线，从哪里走最安全，最顺利，路上要怎么做他搞得清清楚楚。按照他的安排，他的那位朋友一家安安全全回到了家。
他曾经说过，朋友关系到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败，所以要小心选择朋友、要真诚相待朋友。曾国藩的很多朋友都是穷朋友，特别是他们在北京谋职期间，常常周转不过，但凡他有点余钱，就借给了朋友。1852年，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就有好几位朋友欠他的钱。当时他家办丧事急需用钱，如果向他们讨还，他们也没有理由推托。可是曾国藩并没有这么做。他写信给曾纪泽说：
他人欠我账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勖斋敏学，当时听其肤受之朔，而借与百金，其实此人并不足惜，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向人索取。如袁亲家、黎樾乔、汤世兄、周荇农、邹去阶，此时皆甚不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乔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旋，是可为法。至于胡光伯之八十两，刘仙石之二百千钱，渠差旋时自必还交袁亲家处，此时亦不必告知渠家也。外间有借我者，亦极窘，我亦不写信去问他。
自己困难，别人更加困难，曾国藩设身处地替朋友们考虑，特别是对几位当官丢了差事且受到处罚的，根本就没有打算再向他们要钱。对那些光景特别窘困的，即使他们送钱来，也不能要；那些可以还得起的，也不将母亲去世的消息告知。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当时他在赴江西担任主考的途中，虽然半途回湖南了，但是江西官场还是没有忘记给这位乡试主考官送1000两银子的丧礼，曾国藩从中拿出500两来还账。这种济人之所急、解人之所困的处事艺术，体现的正是真诚的为人艺术，是一种能够感动人、吸引人、团结人的艺术。他的好朋友们后来能够追随他，为他所用，这是根本原因。
曾国藩很注意生活中的细节、小节，并且常常用诚来衡量。曾国藩出生、成长于农村，其祖父“早、扫、考、宝、书、蔬、鱼、猪”的八字诀一直深深地影响着他。他一直用这八个字教育自己的子弟，也将他们引用到治理军队，管理追随者。他有一个习惯，清早起床吃饭。吃饭的人包括幕府中的工作人员，吃饭时商量一些事情。这已经成为惯例。大家都能自觉遵守。1859年，李鸿章来到他的幕府，对这种早起早吃的生活习惯还不太适应，有几次，李鸿章总是不能按时来吃早饭。曾国藩严肃地说：“少荃，此间唯有一诚字。”受了批评的李鸿章以后就特别注意。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是曾国藩却把它提升对到“诚”的高度。在他看来，只要心诚，早起吃饭这样的小事是很容易做到的。
对于追随者，曾国藩一直是非常诚恳、关切的。不仅关心他们的成长，也极其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生活状况。有困难的想法接济，病死战死的给予抚恤。唐桂生是他的老部下，在皖南的时候一直跟着他。1859年祁门形势非常紧急的时候，唐桂生率领的一支湘军，就一直坚守在那一带。曾国藩大本营转移到安庆后，唐桂生所部仍然驻扎在皖南徽州一带。1865年5月徽州、休县湘军闹饷，唐桂生的哥哥唐义谟受到牵连，遭遇审讯，惊恐过度，精神裂变发了疯。对此，曾国藩一直关心着。他专门写信询问有关情况，表示关怀之情。信中写道：
其家近状何如？颇有馀资足以自赡否？易芸陔当知其详，乞细询见示。仆待部将不尚姑息，间失之严，自不能无怨言。所自信者，患难相恤之念历久不忘。唐家如果太苦，尚当设法周济之。
对于自己患难与共之人，“患难相恤之念历久不忘”，体现的正是一种待人至诚的心理。很多领导者有怀旧心理，对那些过去和他们共过患难的人长久不忘，过去用的东西舍不得扔掉。曾国藩就是这样。莫祥芝得病，要求见他，他马上接见，看见病人“语言时明时昧”，恻隐之心油然而生；后来他的弟弟莫子思来营效劳，曾国藩照应周全。一些来营效劳的人，特别是那些有才华的，一旦因故去世，曾国藩不仅表现出极大的关心，而且对他们的去世深感惋惜。零陵人黎宗铭死后曾国藩送给奠仪银二十四两。他尤为感到可惜的是失去了一个优秀人才，他说黎宗铭“聪明警敏，字仿左季高体绝肖，志趣高亢。方期渐进于诚实，遽以疾殁，殊为可惜”。有一个叫成章鉴的武弁，得病去世，曾国藩“不胜悲悼”。“成以武弁而知忠义爱民，谋勇兼优，方冀其继塔、杨而起，不意其遽逝也。”一个普通的武弁，职务是最低的了，就像村里的组长那么小的职务，这样一个人病逝了，作为两江总督的曾国藩还这么关心，可见其至诚之心。
正是这种至诚之心，使得当时天下英才很多聚集于曾国藩的麾下，为其所用，共同创造了大事业。
用诚驾驭悍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