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木与人不是同类，是不可以相互受精的，指出人的怀孕、出生都是秉受“父气”，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气。王充距今1700多年，能够认识到这个水平，是非常进步了。他的认识，虽然还不科学，但也离科学不远。然而直到清朝，乃至科学日新月异的今天，一些国人还相信“禀精於天”的愚昧思想，又是什么原因呢?要解开这个谜，只有从生育之外去寻找说法。
“禀精於天”，除了古人对生育现象缺乏科学知识，因此而作出种种假设与猜想，为了这种假设与猜想成立，找一些大人物做例子以证明外，我认为还有两个因素值得玩味。
一是涂脂抹粉。有些人本来是很平凡、很普通的，比如刘邦开始不过是沛县的一个村长，不事产业，穷得叮当响，风云际会，使他成了西汉的开国皇帝。作为皇帝，没有一个好的出身是不行的，于是拍马屁的人给他制造了一个美丽的光环，一个令同时代和后代感到晕眩的光环。很多大人物“禀精於天”的神话大多是这么来的。我们要是真的相信，那就上了大当。
二是教育的需要。为了激励年轻后代的成长，父辈编织了一个理想的梦境，就像曾国藩曾祖父的梦蟒。曾家世世代代以耕读传家，耕是为了维持生活，读是为了家人知书识礼，有机会就出人头地。长期以来，曾家极其渴望家族中出人才，渴望子孙后代出秀才、出举人、出进士。因此当新一代子孙出生后，就要找到一个好的教育方法，一种好的教育手段。梦蟒而生，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他寄托了曾家祖祖辈辈对刚刚出生的曾国藩的巨大梦想与希望。这一点我们从竟希公情不自禁的感叹中可以看出，他所说的“是家之祥，曾氏门闾行将大矣”的兴奋之言，表达的就是这种心理。数代以来，曾家的科举进仕之梦一直绵绵不息。祖父星冈公以少年辍学为大耻；父亲曾麟书17次参加科举考试，到四十三岁才考上秀才；曾国藩7次参加秀才考试，3次参加会试。这说明曾家是很希望子孙中有人能够在科场中一展才华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曾家采取一些特殊的教育手段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不论是蟒还是藤，都只不过是一种象征、一种教育手段而已。
这种教育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最重要的是从小就给孩子一个将来有出息的神话，增加孩子的自信心与责任心。曾国藩的种种表现，也极好地印证了这种教育方法的好处。年谱记载：
长公幼时状貌端重，自初生至三岁，庭户不闻号泣声。母江太夫人勤操作，不恒顾复。每日依祖母王太夫人纺车之侧，鸟开花语，注耳流眄，状若有所会晤。王太夫人尤奇之。五岁开始读书，诵读颖悟，竟希公益钟爱之。竟希公七十四岁出世，曾国藩只有六岁，哭泣甚哀，执丧若成人。
这里可以看出，打小曾家就把曾国藩当作“成人”来看待了。曾国藩孩提时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大人在做事，他坐在旁边，不哭不闹罢了。竟希公去世的时候，曾国藩还小，哪里懂得生离死别呢？也许是被闹闹哄哄的场面吓着了，大哭起来，家里人就认为他很悲哀，懂得了像成人一样参加丧礼了。把一个孩子当做一个大人来看待、教育、培养，寄托的正是大人的期待。这样培养的结果，是将“曾氏门闾行将大矣”的梦想深深扎根在曾国藩的心中了。曾国藩两次改名，就是这种教育的结果。第一次改名为涤生，取除旧更新之意，第二次改名国藩，取“国之藩篱”之意，都包含重要的理想意义，说明了“梦蟒而生”教育的成功。
敦厚祖父的影子
有一个人伴随曾国藩的成长，以至终身。他影响了曾国藩的思想、品行，教给了曾国藩做人的道理、处世的方法。这个人是值得尊敬的。研究这个人，不仅可以搞清楚曾国藩领导力是怎样形成的，更可以给今人与后人重要的启发，即如何教育与培养自己的孩子成为优秀的“领导者”。要记住：孩子可以不成为领导者，但是一定要具有堪称领导者的领导力。这是孩子们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基本要求。
影响曾国藩的这个人，是他的祖父星冈公曾玉屏。因为孙子的缘故，曾玉屏得到清廷的封赐，被诰封中宪大夫、光禄大夫，位极尊荣。这样的荣宠，想必是这位在荷叶塘劳作一生的老人所没有想到的吧。对这位祖父，曾国藩的评价是：
国藩窃观王考府君威仪言论，实有非常雄伟之概，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其型于家，式于乡邑者，又率依乎中道，无峻绝可惊之行。
这段小小的文字里，透露了三个方面的信息：一是星冈公“威仪言论，实有非常雄伟之概”，但是，一直生活在农村，过着平淡的生活，没有令世人惊奇与赞叹的际遇，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二是他“型于家，式于乡邑”，是家庭与乡里的典范、楷模。三是星冈公的言行符合道德规范，没有激愤之言，没有峻绝之行，中规中矩，不偏不倚。那么星冈公到底做了什么事，让曾国藩给予这么高的评价呢？曾国藩记载星冈公曾经说过：
吾（星冈公）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