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体肤”呢？那是因为一个人无论是要赚钱还是要成材，或者要成就大事，意志的锤炼、心路的磨难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林立人和沪上浙商领军人物王均瑶同村，而且比王均瑶出道更早。当他在温州商界已小有名气的时候，王均瑶还默默无闻。虽然林立人没有王均瑶那样大的名气，但他四次创业三次惨败，曾经受过骗、遭过抢的大起大落的独特经历，更能展示温州人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对于自己几次大悲大喜的人生经历，林立人回忆说：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用渔船从福建运过龙眼和砂糖，来温州卖，赚取差价。当时这是违法行为，叫投机倒把，只能偷偷做，为此父亲吃过不少苦头，甚至曾发生过一船货物被人抢光却不敢报案、不敢声张的事。而每次运动到来，为了躲避被批斗的厄运，父亲只能远走他乡。我幼年对商业的记忆是：那是一种充满风险充满艰辛却又非常诱人的事。
“我最早的商业行为可追溯到初中，那时我１４岁，刚刚改革开放。最经常的事，是挑着鲜鱼去集市上卖，或者我挑着担子，走村穿巷，挨门挨户收集螃蟹壳，然后再卖给国家，赚取差价，补贴家用。我的学费基本上都是我赚来的。高中还没毕业，我就选择了经商。
“第一次来深圳是１９８５年，我们来深圳卖文化用品，包括文件夹、文件袋等等。我们的利润不错，毛利能赚到７０％，但由于深圳的需求量并不大，而我们做的是全国市场，所以我没有在深圳住下来。
“除了做文化用品之外，我还做过许多小物件，赚钱最多的还是编织袋。那时，全国乡镇化肥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对编织袋的需求量很大。我渐渐成功了，二十四五岁，名声已遍及乡里，因为我在把大量编织袋运往全国各地的同时，也给乡亲们带来了编织这种袋的活计，让他们获得赚钱的机会。
“但失败马上就随之来临了。１９８９年，我们在河南签订了１。２亿元的大单，但我们提供了１０００万只编织袋之后，发现货款收不回来，只好停止供货，随后是漫长而屈辱的讨债历程。但对方以种种理由拖欠货款，在经历了种种努力之后，仍有３００多万元收不回来。到了１９９０年，我变得一贫如洗，只好两手空空离开家乡，远走深圳。
“来到深圳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生财之道：做租房中介，收取佣金。当时，深圳的房租挺高，租的人还很多，因此生意火爆异常，我们几乎是坐地收钱。
“到１９９２年春天，我已积累了十几万元，觉得做租房中介不是长久之计，加上做中介的人多起来，公司有些员工知道租房中介的好处后，纷纷辞职，自己去做小老板，跟我抢生意。
“于是，我就开始炒起楼花。当时炒楼花比较赚钱，一般炒一套楼花，能赚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元，罗湖的许多小区，我都炒过，最多的是东乐花园，当时我一口气拿到了近３０套。一年后，我的资产达到六七十万元。
“１９９３年初，全国各地到处都在盖房，似乎只要盖了房，钱就来了。因此我们在惠阳找到了一块地，计划盖一个２６层的大楼。没想到，我们刚打了地基，６月份，中央开始宏观调控，到９月份，银根紧缩，因为我们建房的建筑公司本来是垫资做的，这时候贷不到一分钱，大楼最终成了个烂尾楼。
“这一次，尽管我的钱又赔个精光，但我还不死心，当时我发现温州的三轮车牌照一个已炒到五六万元，而在惠阳，基本上不存在炒作，我推测温州的情况不久也会在惠阳重演，就借钱从外地运来了一百多辆三轮车，准备在惠阳申请牌照。谁知，车子还没落地，就被没收了。
“接连不断的失败使得我在１９９５年连１０００元也拿不出来了，生活没有着落，不得不寻求谋生之道。一天，我在通讯市场的一个柜台买了一台寻呼机，然后，转手卖给别人就赚了几十块钱。
“看见这样一个能够迅速赚钱的机会，于是我就花了２００元，在报上登了个卖寻呼机的广告。前前后后，我接到了３００多个电话，向我要寻呼机。我再次到那个柜台拿货。这样，我就做起了寻呼机小买卖。由于我经常向同一个柜台要货，就可以比一般的买主拿到更便宜的货。
“不久，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越是便宜的寻呼机，需求量越大，而这种便宜的寻呼机，一般都是二手机改频的。我琢磨，要想发财，必须找到二手机的货源，同时，必须找到技术人员，懂得改频。幸运的是，我碰到一个台湾商人，专门在日本收购二手寻呼机，更幸运的是，我又找到了几个懂得改频技术的工程师。有了这两大资源，我不再做零售了，改做批发。我向那个台湾商人购买二手机，再请那几个工程师给我改频，然后，将改装好的寻呼机批发给零售商。
“改频寻呼机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机会。当时，一个没有改频的二手寻呼机，只要２０元就能买到，改频之后，每台价格可以上涨十几倍，能够卖到３００元一台。而且还供不应求。由于我货源充足，可以源源不断地供货，到１９９７年，我的事业达到一个顶峰，好歹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