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转人民币要有足够的人民币储备，不多，而就算是不少北京没有理由不支持。自由兑换搞国际金融中心需要，搞钞票局不需要。一九八三彭励治考虑钞票局时，我参与研讨，是过来人了。
目前看，如果上海推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要比得上是不可能的。不得已而求其次，要作为一个重要的金融辅助中心的机会还好。争取这机会，香港要转用人民币！单是转而不转用不足够。这是因为一旦人民币成功地杀出国际市场--这是国际金融中心的一个重要的衡量准则--港币还是依然故我，单从金融这方面看，上海与香港之别，会有点像今天的香港与澳门之别了。
【六】最后要说的是司法或法治的问题。不能否认，从司法的整体看，香港远胜内地，而内地急起直追也要长时日。问题是从金融本身的法治看，范围小很多，我有理由相信上海可以做得好。这一点，读者要细读我去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一文。上海是一个城市，是一个地方，不是一个国家。依照中国的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地方，上海搞金融中心会有很大的政策及金融法例的自主权，加上央行的协助，做得有成果北京多半不会插手。这些年我对上海干部的本领打高分。批评永远容易，但上海的成就有目共睹，不可能是无能之辈的作品。
陆家嘴能否与华尔街一较高下，或起码达到地球的第二金融重镇，关键问题不在上海，而是在北京的央行。人民币是央行处理的，面目如何，牌子如何，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也如何。其他条件上海一律足够。这几年我担心央行可能担心得太多了。
75 金融中心：北京还在等什么？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二日
拙作《金融中心上海将远胜香港》【二〇〇九年四月十四日】发表后，读者差不多一致同意。该文提出的第五点，行内的朋友拍案叫好。我是这样写的：
搞金融中心，你道上海胜香港最重要是哪一点呢？我赌你猜不中。这是严格地说，港元没有自己的面目。美元或转人民币，港元算不上是可以独当一面的货币。多年以来，港元在国际上打出一点名堂，算是了不起，但要搞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自己的货币可以独当一面非常重要。
回顾历史，英镑曾经雄视地球，今天还清楚地有自己的面目。伦敦是世界级的金融中心，有其因也。美元的成功故事不用说，面目得来不易，带起华尔街。七十年代日元呼之欲出，一时间东京红得发紫，可惜政策出了大错，一蹶不振二十多年了。欧洲采用欧元之前有三几只货币有看头，但国际上不成大器。今天的欧元有面目，但金融中心没有国籍名堂。再者，金融危机出现后，欧元能否保得住是问题，因为不同的国家需要有不同的货币政策。当年弗里德曼反对蒙代尔的欧元建议就是为了这一点。
“要搞起一个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货币有自己的面目重要。这是说货币需要是一只名牌，有公信力，容易被各方接受为结算单位。弱币不成，强币较好，但太强也不成。与物价水平衡量，币值稳定重要；国家本身的生产力可靠也重要。人民币有十三多亿人口的可靠生产力支持，过了一个难关，而如果依照我多次建议的以一篮子物品为人民币之锚，物价当然稳定，所有难关都过了。这里要说的，是不久前周小川先生提到凯恩斯三十年代建议的以三十种物品为货币之锚，与我建议的方法不同，施行会有困难。我建议的要点，是为锚的一篮子物品要化为任何人可以大约地在市场自由成交的物价指数。这是重点，我解释过多次了。”
这里要说的，是北京不久前公布会在二〇二〇年在上海推出国际金融中心。那是十一年后，他们在等什么？不明白北京的朋友怎样想。经济的发展历来千变万化，见一步走一步要反应快，要判断准。搞金融中心可不是搞北京奥运，不是要按既定的时间表进行的。金融中心早就应该搞，而对中国来说，数千年来，最有机会达大成的时机是今天。夜长梦多，再等是劣。让我分点说说吧。
【一】搞国际金融中心最重要的条件是没有外汇管制--即是说，外人要多少人民币皆可按市价购买，其进、出口政府一律不管。搞国际金融中心，有汇管不能搞。这里有一个传统的谬误，虽然我认为是维护某些利益团体的借口。这是有些人认为放开汇管要等到什么时机成熟云云。是大错。已故的香港财政司郭伯伟曾经对我说，二战后，香港有关当局也认为需要有汇管，放开要等时机成熟。但他们当时不知怎样管，于是不管。后来见不管的效果好，就想也不再想了。
二十年前，弗里德曼最执着的是中国立刻解除汇管。他对我举出人类历史无数的汇管为祸的例子。后来北京把汇管放宽了不少，但不少沙石今天还在。要是中国没有放宽汇管，不会有今天。目前看，全部放开是搞国际金融中心的先决条件。
我不要在这里指出哪些团体或机构因为人民币有汇管而获利，但要指出一点北京朋友信奉的，是神话。他们认为汇管可以阻止资金外流。其实不然。汇管可以阻止或妨碍的是生意的正常运作，要把资金搬出国外的人总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