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账地、不支付地控制“银根”；其他银行商业化了，借贷就只能从资产的按揭及投资的可取性来决定。官员的权力不妨用产权“买”去，但买了之后，权力就应该注销。而最重要的是，产权可以借钱，但官权无论多大，是不应该用以借钱的。中国的银行制度一日不改变，以官权借钱或以国营企业要钱之事就无可避免。这样一来，中国就变得“世界轮流转”，时而“放”而通胀，时而“收”而不景，而在放、收、放、收之间，资源的浪费就惊人了。十四年来，中国在产权上的改革及市场的开放，使人刮目相看，也令我深感佩服。不幸的是，他们的银行制度没有跟改革的潮流走，还是依然故我，是与改革了的其他制度脱了节的。很明显，这个银行制度是应该立刻瓦解而重组的。
11 中国的金融改革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十七日
【五常按：本文是拙作《邓小平的伟大改革》第三节的中译。英语原文是为第一届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荣誉讲座而作，一九九七年八月完稿，十一月十七日于洛杉矶加州大学宣读，其后两处发表，再其后转载于《张五常英语论文选》。写这第三节时我开始重视朱镕基的货币制度，得到启发，几年后想出以一篮子物品的市场成交指数作为货币之锚的货币制度。】
一九八六年六月，北京宣称两种货币中的外汇券将被取缔。两个月后公布十月停止发行外汇券，十一月停止使用。该年九月我发表了一篇分析长文响应，结论是如果外汇券被取缔，中国要不重施广泛的物价管制--走回头路--就要取消外汇管制了。我不应该发表该文，因为北京的朋友读后搁置了取缔外汇券的决定。外汇券终于取缔是七年后，那时他们有了另一个策略的安排。
一九七九年中国开始打开门户，游客涌进。这些游客有特许的权利在友谊商店购买最高档次的物品。渴望获得优质物品的本地中国人于是托游客朋友购买。为了堵塞漏洞，一九八〇年四月外汇券就发行了。作为唯一的可以在高档宾馆及商场购物的货币，外汇券不仅是一种货币，也是购买被约束的物品或服务的许可证。
外来游客可以自由地以他们带来的外币兑换外汇券，或以外汇券兑换外币，其汇率与人民币的官价汇率看齐。从官价看，外汇券与人民币有相同的币值。但因为外汇券的用场比较广，过了不久此券的币值较高，往往比人民币高出三分之一。与此同时，本地人要在市场换取外汇券是没有困难的。只要他们愿意付出一个额外之价，他们可以找到途径去购买友谊商店的物品。不出两年，有关部门知道约束本地人购买高档次的物品非常困难，这约束于是放弃了。
然而，外汇券还在，与人民币一起并存。此券继续比人民币值钱，因为可以按官价兑换外币。即是说，以市场流通的黑市汇率算，人民币的市值是较低的。有两种货币一起流通，官价一样但其实外汇券比人民币值钱，如下的情况出现了。懂得在市场讨价还价的人，知道同样的物品或服务，拿出外汇券可以获得一个可观的折扣。两种货币各有各的价，其实是同价。但那些无知的游客，把外汇券以人民币之价使用，效果是价格分歧。
有好几年，北京的朋友认为这分歧会给国家带来较多的外汇进账。我对他们说不一定，因为牵涉到几个价格弹性系数。这系数问题哈伯格是天下权威，但北京的朋友不容易明白。他们终于信服的原因，是察觉到愈来愈多的外来游客懂得在市场讨价还价。无论逻辑或事实，劣币会驱逐良币的格氏定律是全盘错了的。
要注意的重点，是同一物品，两种货币各有各的物价，含意的是一个黑市汇率的存在。这是合法的，因为该黑市汇率没有表达出来。换言之，外汇券的存在是掩饰一项非法活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购物者先在黑市兑换人民币才购物--虽然跟用外汇券讨价还价是同一回事--非法的行为就变得明显了。
这带来一个关键问题。取消外汇券之后，外地的货币可以在中国流通吗？【我的估计，一九八六年大约有三十九亿港元在中国。】如果外币不准在中国流通，黑市汇率会大升，压制这非法活动需要引进对改革不利的管制。如果容许外币在中国流通，市场的成交会按市值汇率从事，使官价汇率成为纸上谈兵的玩意。杜绝后者，北京要禁止市场讨价还价，于是，再全面地施行物价管制是需要的了。两个选择的任何一个，取消外汇管制的压力一定上升。
北京选择保留外汇券。当一九九三他们终于决定取缔外汇券时，中国已经出现了灾难性的金融危机。通胀年率百分之十七【是当时官方的偏低数字】，还在上升，而黑市的人民币汇率，从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的四角五分兑一港元，下降至一九九三年六月的一元五角兑一港元。贪污，一九八五开始普及，一九九〇广泛地攻进银行的领域去。一种做法，是国营的银行以官定的利率借钱出去，但其实底的利率加倍，再加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投资盈利【如果有盈利的话】给银行的主事职员。有专利的国营企业的产品还有价格管制，继续是贪污的一个大源头，而为了资助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