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已经被排除了。因为总效用最大化等于总福利最大化，是现代经济学的福利观；福利只能在价值中选择，而不能在效用中选择。功利主义无疑要选择幸福作为最终福利，幸福在微观上具有享乐的背景。按这种选择，第一节提到的毕山诺应该得到工作。但森争辩认为，自由比幸福更为基本。在《理性与自由》的主题词中，他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幸福。至于正义和平等，它们涉及的是人际比较，不具有自由（通过个人选择）和幸福（通过个人快乐）那样的个体基础（比如很难说个人正义，个人平等），反而是构成二者条件的一部分，因此是第二个层级的元价值。
从后现代经济的角度看（与从政治角度看可能不同），自由从属于幸福，是幸福的一个阶段。生存、发展和自由，从空间上看，是幸福在世界一、世界二、世界三不同维度上的具体内涵；从时间上看，幸福在自然经济、工业经济和信息经济中分别体现为生存的自由、发展的自由和自我实现的自由。其中发展的自由，甚至与不自由是同义语。
所以终极的福利是指幸福，而不是指自由。在后现代经济中，自由无疑是重要的基本价值（元价值），但是它可以通过个性选择的自由以及协同合作的自由而得到充分的体现。获得这种自由本身，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手段。
需求的历史发展
现代经济学的福利学说，由于取消了价值问题，在微观基础上过度依赖效用，而效用又被还原为欲望（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说的作为生命本质的欲望，而是把生命当做非生命的物质欲望），这无形中就取消了需求的历史发展问题。生存的需求可以还原为欲望，进入效用；但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不能还原为欲望，进入效用的，正如复杂劳动（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不能还原为简单劳动一样。
后现代经济因为要进入K域讨论问题，必须在福利的基础理论上，将需求的历史发展内生到价值中去。由此派生出以下两个基本范畴。
一元化与多元化
从后现代经济角度看，在需求的低级阶段，价值以及在它基础之上的福利具有一元化的特性，表现为物质需求（欲望）的同质性；而在需求的高级阶段，价值以及在它基础上的福利具有多元化的特性，表现为精神需求的异质性，包括物质需求满足的选择多样性。
这表现为K域中元素的处理上，后现代经济学需要在“情境依存”的价值基础上为福利定位，实现局部和全局的统一，而不是像现代性的福利经济学那样，进行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的最优计算，以调和第一定理与第二定理之间的矛盾。
文化与社会网络
从后现代经济角度看，需求的低级阶段主要体现为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的满足，而需求的高级阶段主要体现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的满足。
在发展阶段，文化与社会网络的作用被相对贬低；而在自我实现阶段，文化与社会网络作为“经济”以外的经济因素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经济中文化与社会网络作用的发挥，具有在比现代性更高的层面上复归自然的意义。
这表现为K域中网络的处理上，后现代经济学需要在外部性和网络效应基础上，通过“战略互补”，描述K域的有机联系特征。
福利解构的实证方面
著名华人经济学家黄有光先生的《东亚快乐鸿沟》，提出“快乐鸿沟”（或“幸福鸿沟”），意义在于，把我们对于第三次浪潮的关注，从以技术为本、业务为本转向了以人为本。
黄有光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作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
对幸福指数的测评，一直是有争议的。黄有光看重的，有许多是很微观的指标。举例来说，性生活的次数，根据Durex调查报告显示，一年当中日本人平均性生活天数为37天，是所有受调查国家中最低的；美国132天，是最高的。各国和地区平均性生活天数是96天。其他指标还有笑的频率、亲友的关系、生活态度，甚至心跳、血压以及大脑前额活动的脑电位等。这与阿马蒂亚·森倡导、联合国采纳的人类发展指数比，准确度和可比度肯定有差异。或如黄有光说的，“如果有人非要在准确性上穷究到底，其实在准确度和可比度方面，即使连GDP本身也不是无懈可击的”，算是带过。
问题不在这里，重要的是经济增长是否一定能带来同样比例的幸福？或用微观的说法，有钱是否一定能带来快乐？黄有光从实证角度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的论据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