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它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信息空间在我们看来，是异质性的空间、有机互联的空间，意义层面的制度，自然也要受制于空间和时间的基本范畴，在根本的层面上具有异质性、有机性的特点。
因此，制度表征问题实际要解决的是，作为信息流的制度何以可能。包括它如何作为理性制度的解构而可能，如何作为表现于符号上的体系而可能。实质性的问题是，它与现代性制度在规律上有哪些不同。
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128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同上书，137页。
“复归”是马克思早期的术语，指从工业化的异化状态（工具理性状态）螺旋式上升回复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状态。
在网络的去中心化状态，信息对称可以在分布式条件下通过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实现，我们称之为网络的透明化。
制度的语言学转向，是指从以形式化的逻辑规则为中心转向以话语为中心，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近于案例化。
例如，Linux“臭皮匠”式的纠错机制比微软的“诸葛亮”式的纠错机制更加有效。
马克斯·布瓦索：《信息空间--认识组织、制度和文化的一种框架》，189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
同上书，189页。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关于信息的认识论，被称为“没有主体的认识论”。例如，熵包含信息，它既存在于主体之中，又可以处于客体之中，是超越主客体界限的。
后现代思想中的制度观
信息空间
福柯在《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中，比较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中空间概念的不同：中世纪的空间是指定位空间，特点在地方化；从伽利略及17世纪起，空间的特点是延伸；现时代，空间的特点是基地：“今天，基地又取代了本来替代了定位的延伸。”这里所说的基地，相当于网络中的节点。人们“生活在一组关系中，这些关系描绘了不同的基地，而它们不能彼此化约，更绝对不能相互叠合”。这种异质的空间，构成了与工业化同质空间的区别。鲍曼（轻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戴维·哈维（时空压缩）和吉登斯（组织媒介）也都认为空间、时间是现代性的关键词，现代性正是时间与空间的演变。
新古典经济学信息充分假说背后，存在我??现在所没有发现的更大问题，在于使信息环境外生化，将文化理论贬低为经济解释的补充替代品。这导致忽略在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之间还存在第三空间，这就是识知（波兰尼的概念，不是“知识”）的公共流动空间，要用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种组织形态--非扁平、非科层的网络治理来处理，用知识管理的方式来增进。
《信息空间》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信息社会的财富问题：“因此当信息以其自己的权利变成一种形式的财富时，经济学发现自己乱了方寸，以错误的概念工具去处理信息现象。”
《信息空间》认为根本的问题，出在新古典经济学背后所依据的时间和空间概念，仅相当于1860年物理学的时空概念，因此严重过时。以这种时空概念作出的经济学推论，对于信息时代来说，是不可靠的。《信息空间》按新一轮现代化要求，对时空概念进行了重新梳理，将经济学中理性人假说对确定性（负熵现象）的解释扩展到了对不确定性（熵增现象）的解释，并由此将信息问题移向了经济解释的中心。
《信息空间》通过“信息—不确定性—熵”这三位一体的概念体系，把信息流为什么能整合资金流和物质流的道理，从资源配置到制度安排，总结到了新的高度。将经济学镜头中聚焦于物、聚焦于钱，成功转向聚焦于信息。在作者看来，经济过程既不是使用价值的流转过程，也不是价值流转过程，而是信息流转过程。信息流转要求人类系统，也就是它的文化、制度环境与之配合。信息流转的本质，是人类系统与环境系统进行对话交流中有序程度不断发生变化的过程。
《信息空间》详细分析了信息生产与交换以及围绕的制度变迁，发现了信息不同于物质、资金的特殊规律。特别是注意到隐性知识的特殊性，进而发现了文化理论对经济学的特殊意义。
《信息空间》把亚当·斯密在市场完全信息假说中漏算的交易费用概念进一步还原成熵的概念，因此与信息建立了内生的关系。在作者看来，信息的作用，并不仅仅是降低交易费用，信息的生产和交换本身也创造价值。因为经济效率问题被推广为“通过对特定活动水平所要求的物质资源如空间、时间或能源消耗的最小化而有效减少熵的产生率”。布瓦索明确反对经济人假设，认为它不能作为整个经济学的前提假设（只能作为工业化的前提假设，或工业阶段经济学的前提假设）。
原因在于，以人为本的信息经济提出了大量实质性反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