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可以保证游戏规则能对个案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让制度通过社会网络和价值网络一对一地响应节点上的需求。
制度是游戏规则，准确地说是决定规则的规则。后现代制度要求从完备契约向个性契约转变。
我们重点从四个方面来考察后现代的制度理念：第一个方面，制度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第二个方面，制度的目的和手段是二分的，还是一元的；第三个方面，制度的经济性在于品种还是规模；第四个方面，制度是原子的，还是信息的。
制度的范式
后现代制度理念是对现代性制度理念的解构和建构，核心的分歧在于争论规则是理性的还是感性的。
现代性制度理念的核心是理性，强调制度均衡。假设存在一个制度交易的市场，存在制度的供求双方，它们是理性经济人，双方根据成本和收益的计算，达成制度的供求均衡，双方再也没有改变制度的动力。这个供求平衡点是稳定的和唯一的，反映了制度的理性最优化。
后现代制度理念的核心是感性，强调制度正当性。后现代观点认为，制度的正当性来自规则切合语境，即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求将制度解构为话语，一对一个性化地解决问题。
介于两者之间的是建设性后现代的制度理念，它的核心是有限理性，强调制度的演进、生成，强调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重要性。
现代性制度的重心在正式制度安排，后现代性制度的重心在非正式制度安排，有限理性的制度安排介于中间，强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结合与相互转化。
非正式的制度，具有感性交互、多元化的特征，表现为文化、习惯的本地性和多元化；非正式的制度，具有交感的特征，表现在文化的象征性、社会网络的有机交互等方面；非正式的制度，还具有实践的特征，表现为权力的意向性外化，在心外化于物的过程中实现心物一元。人们常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就体现了非正式制度和制度变迁的特点。
“如何对制度进行思考”这个题目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试着评价和估计一下，在制度这个问题上后现代有多大潜力，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理论立场。或者说，后现代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到底建立在“为体”还是“为用”的限度上。
将文献一路读下去，发现关于制度的各学科理论，其前沿--如演进经济学、演进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理论、演进博弈学习理论、认知逻辑理论--都正在指向同一个方向：生命演化。而我恰恰认为，“后现代是生命化”。制度理论与后现代结论一旦在内核中相逢，将触发后现代理论的飞跃，引导人们在“后现代为体”的意义上谈制度；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把后现代仅仅当做制度的附庸。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将意味着后现代不光促进传统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它还内在地要求产生新的制度，以及更重要的--产生新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的改变，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后现代是生命化”的制度映射
用“生命化”来解释后现代，在于将后现代理解为与“机械化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相反相成的“有机化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前者主要推动分工专业化，后者主要推动协调有机化。通过协调有机化，进一步带动分工专业化；通过分工专业化，进一步促进协调有机化。
“生命化”主要指通过信息的编码解码与传播（即DNA机理）导致系统自组织、自协调地自发演进的过程，DNA机制就是其生物表现。后现代的本质在于，将生命机制从生物个体水平扩展到社会组织水平。从生命化的理念看，国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后现代过程，是社会组织的有机化过程；它的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业化造成的社会机体不和谐问题。所有后现代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仿生工程，都是给传统工业化形成的机械组织注入DNA机制，使其活化的过程。比如说企业后现代，就是“搞活”企业的意思。生命化，这是我们讨论制度问题的原点。
如果承认后现代就是生命化，相应的后现代制度理念，必然是认为制度也是可以生命化的。意思是说，制度也是可以活化的（既然可以搞活企业，也就可以搞活制度，与时俱进、随需应变、自我完善、创新发展，诸如此类）。这是后现代制度问题上，基础理论级的第一个“大胆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