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秘书长 张明
我们正身处一个经济大时代，但这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现在还不得而知。
对美国经济而言，从2000年至今是一个泡沫化的时代。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为避免痛苦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调整，格林斯潘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应对。低廉的资金成本与充裕的流动性，使得美国经济躲过了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冲击，但换来的却是新一轮的房地产泡沫与金融衍生品泡沫。
2007～2008年，房地产泡沫与金融衍生品泡沫的破灭引爆了美国次贷危机，为避免痛苦的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调整，伯南克和保尔森再次以史无前例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来应对。相机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似乎再度发挥了效力，金融市场与实体经济的反弹速度均超出了市场的预期。但巨额救市政策的代价将在何时体现出来呢？下一轮泡沫将会发生在什么领域呢？这种以制造新的泡沫来掩盖破灭旧泡沫的救火式策略，究竟会把美国经济引向何方？
在当前“中心—外围”构架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是全球最重要的储备货币，美国货币政策引导和决定了全球货币政策，美国金融市场是全球最大最深的金融市场。这种制度上的优势决定了美国能够通过多种渠道来转移危机调整成本。例如，美国可以通过向外国投资者发行国债的方式来为财政救市政策融资。又如，当外债压力高居不下时，美国可以通过制造通胀与让美元贬值的方式来降低真实债务。次贷危机的爆发，已经给外国投资者埋下了美元国债市场价值下降与美元贬值的双重风险。未来美国新一轮泡沫的滋生、扩展与破灭，不知道又会给外围国家造成怎样的冲击与挑战？
现在，正是G2和“中美国”概念滥觞的时代，中国人也远较过去自信。然而，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我们仍在以持续压低各种要素价格【包括利率和汇率】的方式，在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下，一如既往地补贴远较我们富有的美国人。为维持人民币对美元名义汇率的稳定，我们的货币政策举步维艰。尽管依然保持着资本项目管制，但短期国际资本的频繁进出已经不容忽视。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的背后，是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是央行面临的极大冲销压力，同时伴随着显著的汇率风险。中国经济何时才能完成发展战略由出口导向到内外平衡的转变？国际收支大体平衡是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自2003年以来，外汇储备激增造成的外汇占款飙升，一直是中国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重要源头。过剩的流动性在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与商品市场之间流动，自然会导致房价上涨、股市泡沫与通胀压力，这恰好是我们在过去几年内交替体验的。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刺激方案以及10万亿元人民币的信贷注入，这些政策成功地帮助中国经济抵挡住了美国次贷危机的冲击，但却有反应过度之嫌。特别是过于宽松的信贷政策，直接导致了2009年中国房地产价格飙升。
中国政府的扩张性救市方案，在短期内埋下了资产价格泡沫【特别是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在中期内埋下了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的风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地方投融资平台，这可能成为未来中国金融风险与财政风险集中爆发的领域。一旦中期内出现严重的基础设施使用率不足【即产能过剩】，则地方投融资平台就不能按期还本付息。首先，商业银行会出现大量坏账；其次，地方政府会面临大量债务【地方政府为投融资平台提供了担保】；最后，中央财政会变得不堪重负【对商业银行的重新注资，以及帮助地方政府偿还债务】。资产价格泡沫与过剩产能，将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前景中的双重障碍。
中国经济改革，已经由皆大欢喜的增量改革进入了痛苦博弈的存量改革阶段。30多年渐进改革的最大问题，在于培养了大量的既得利益集团，而这些利益集团会阻挠未来的改革进程。因此，和俄罗斯、东欧等国采取激进改革相比，中国采取的渐进式改革同样会面临“惊险的一跃”，这将发生在未来的10～20年内。中国能否避免重蹈日本泡沫经济的覆辙，能否避免陷入拉美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既有赖于中国政府的大勇气与大智慧，也有赖于各阶层民众、各种社会组织的协力推动。
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将扮演一种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一方面是冷峻的社会观察者，承担着公共意见领袖与政府监督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发挥着黏合剂的作用，有助于促成各种社会群体达成共识。然而在当今中国，独立知识分子可谓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或者身处体制内，被部门利益与意识形态所束缚；或者被利益集团收买，成为吹鼓手和代言人。能够忠实地担任经济和社会“守夜人”【Watchdog】的知识分子，往往处于无奈和悲愤的尴尬地位。
倪金节就是这样一个异类分子。他以撰写专栏文章为追求，在北京过着激情而理想的生活。他对经济学充满热情，经常组织和参与青年经济学人的聚会。他通常在酒桌上酒风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