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来经济散文在神州大地盛行，而这门学问似乎是炎黄子孙独有。不单是指内地的。澳洲有个黄有光，台湾有个熊秉元，而香港则要数区区在下了。
是怎样搞起来的呢？有时是弗里德曼惹来的玩意。话说1976年弗老拿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出自夏威夷大学、任职于香港美银做研究师的侯连辉，于该年10月瑞典公布喜讯后，写了一篇题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投稿到香港的《信报》去。当时正在惨淡经营的林老总山木，慧眼识大文，不仅把文稿照登无误，还请侯夫子吃牛扒。士为知己者死，侯夫子是为吃了牛扒而继续动笔。不止此也，他还邀请了同学杨怀康加盟。大家写起来，参与的有梁海国，有罗祥国，有黄志光，一时间变得热闹了。
今天，不少人认为我是经济散文的“始作俑者”，是该文体的发明家。我当然万分高兴，但侯夫子说是他发明的，怎么办？
经济学者在公众刊物写文章，早有先例。上世纪60年代后期起，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在美国《新闻周刊》写专栏，写得好，有口皆碑。但他们写的是经济评论，不是散文。在公众刊物以浅白文字介绍经济学说，侯夫子可能是天下第一人，而林山木的《信报》欢迎这种与时事新闻没有关系的学术性文字，也算是盘古初开的创举了。问题是侯夫子与阿康等人当年为山木写的文字，算不算是散文，倒是疑问。
我第一篇以中文下笔的文章，是《千规律，万规律，经济规律第一条》，1979年10月发表于《信报月刊》。初稿由我口述，侯夫子与阿康笔录，再由我修改。该文是以普通常识解释经济理论的一个重点，不是散文。
4年之后，山木在他的《信报》替我起了一个名为《论衡》的专栏，要我每星期交稿两篇。我第一篇交出去的是《期货市场的作用何在》，也是阐释经济，不是经济散文。一路写下去，不是评论，就是阐释。读者赞赏颇众，批评也不少。主要的批评是我的中语文字来的生硬，读来像英语中译。为了这批评我决定更改文体，搬出古文来一下古今并用，与读者平起平坐，闲话家常，在不经意中才把经济要点放进去。
这更改的第一篇文章--《论衡》的第十一篇--是1984年1月6日发表的《邓家天下》。该文发表的那一天，我在港大办公室的电话从上班到下班响个不停。这使我知道《邓家天下》是命中了读者的要害。不知为何，但觉得公众刊物的经济文章应该那样写。今天回顾，《邓家天下》可能是盘古初开的第一篇经济散文。跟着同年2月11日发表的《卖桔者言》，读者吵得更热闹了。
1986年北京的杨培新造访港大，我才知道我写的是经济学的一种新文体。我送给他《卖桔者言》的结集，他读后说：“从来没有想到经济学可以那样放开来写，你写的是散文，经济学从来没有散文这回事。”
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但科学怎可以用散文体下笔的？我们没有见过物理学的散文，没有见过数学、化学、生物学的散文。但经济学是可用散文体下笔的。这是因为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的生活与行为，以散文下笔，作者可以把感情放进去，写的真情实感，而感情的表达是散文的一个要求。
有了《邓家天下》与《卖桔者言》的经验，我写的公众文章自然地倾向于散文体下笔。不容易。写经济学之外的话题，谈天说地的，或写容国团，感情的表达还容易，但经济散文必须有一些经济要点在其中，写得好很困难。感情的流露，如果不是自然的，读者会觉得肉麻。
除了《邓家》与《卖桔》外，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经济散文有《补鞋少女的故事--为中国的青年说几句话》与《给女儿上的一课--也是女儿给我上的一课》。有重要的经济论点，有感而发，放开来写，而又能写到与自己有关的人与事那方面去，要机缘巧合才可以写得出来。
有时牵涉不到感情上的事，有经济重点，以散文体下笔，人与事就要写得生动过瘾，或搞笑一下，或潇洒一番。《荒谬的定律--与林行止商榷》，写优劣二币，是比较成功的例子。但有时难免也会因为过瘾而闯了祸。
香港有个林山木，成都有个高小勇。小勇在成都办《经济学消息报》，当然不能像山木那样大展宏图。但在网页的盛行压制着小规模的刊物之前，小勇物色了不少阐释经济学的写手，好些文章是散文体。其中写得最像散文的应该是王玉霞。
玉霞是大连东北财经大学的热门教授，学生爆棚的那一类。她写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观察。我读到她写的一篇关于买黑市火车票的散文，就建议花千树考虑出版她的散文结集，也替她起了一个书名：《生活在经济中》。
是的，我认为要一般性地推广经济教育，散文体最有效。没有方程式，没有图表曲线，少用术语，但必须有可以观察到的现象，有感而发地下笔，或起码放开来写，但求生动自然。这样处理，可读性高，浅白易懂，而如果写得顺理成章，其说服力也强。
数十年来，我认为经济学是一门非常有趣的学问。要不然，以我的天生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