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略
古耕虞（1905—1995），四川重庆人，中国实业家和政治家，世界著名的“猪鬃大王”。
出身于商人世家，他的叔祖古绥之曾在重庆开设正顺德、同茂丰山货字号，做山货买卖生意，并长期借助儿子为英商白理洋行的买办之便，发展业务，为洋行经营猪鬃而发财，一度任重庆总商会会长。他的父亲古槐青早年考过秀才，后弃学经商，曾在古绥之的山货字号谋职，长驻上海。第一次世界大期间，古槐青在沪改营纱布发财致富，便自立门户在重庆开设古青记山货字号，也以经营猪鬃为主。
因此，古耕虞是古家经营猪鬃的第三代。他于1919年进入上海圣约翰大学，预科班时主要学习英语，以后又学习了对外贸易、交通运输、银行、保险等课程。在校期间，他博览群书，从陶朱公范蠡到亚当?斯密，从马克思到凯恩斯等古今中外的各家经济学说书籍无一不读。其中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传》和《福特管理》这两本书。
1925年他离开圣约翰大学，当上了古青记山货字号的少掌柜，开始了猪鬃业的经营活动。在以后20多年的时间里，古耕虞在中国近代商业发展史上写下了好几个第一：由旧式山货字号发展而来的全国性现代托拉斯形式的四川畜产公司，第一个与国外同行组合成的国际性的垄断组织。就一个行业而言，他经营的猪鬃业对市场的垄断程度之高，是全国第一。20世纪20年代后期，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着旧中国的海关、航运、国际贸易和国际汇兑等重要经济命脉，他能摆脱那些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束缚，避开外国银行和外国洋行的中间控制和盘剥，把猪鬃直接销往欧美，这在中国土特产出口商中，也是全国第一。
扶持??古耕虞常爱引用四川生意人的一句老话：“人情送匹马，买卖不让针。”其意为，当别人陷于困难之时，你不妨在人情上“送匹马”；而在生意上，须要“不让针”，不能让出哪怕“一根针”。因为有时你如果不送“马”，很可能连一根“针”也捞不回来。他进而总结说：“不让别人赚钱的买卖人，不是好买卖人。”再听听他的解释：“同人往来，事先一定要好好算计，如何使自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但无论怎样算来算去，一定要算得对方也能赚钱，不能叫他亏本，算得他亏本，下次他就不敢再同你打交道了。所以生意人绝对不能精明过了头。如果说商人的‘真理’是赚钱，那么精明过了头，这个真理同样会变成荒谬。你到处叫人家吃亏，就会到处都是你的冤家。到处打碎别人的饭碗，最后必然会把自己的饭碗也打碎。”刘鸿生又说：“最愚蠢的人，就是想一个人发财，叫别人都倒霉。”
古耕虞曾借钱给一个中路商。所谓中路商，是指游动收购，自行运销的商号。一年，一个商号叫做“天元亨”的中路商，在古青记父子公司借了一万多元钱，到川北收购了一百多担羊皮。每担价格在一百五十与一百六十之间。百张为一担，因而总数在一万张以上。一方面由于缺乏完善的运输手段，一方面是“天有不测风云”，运输途中，迭遭暴雨，变成了羊皮生意中最忌的“水渍羊皮”。待运至重庆，每担只能作价二三十元，还不易脱手，而出手太晚，也难免拿去沤粪的命运。一万多元，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对一个普通的中路商来说不啻于整个生命钱，筹措不出，唯有宣告破产，乃至被迫上吊一途，他岂能不呼天抢地、心急如焚？实在走投无路，只好硬着头皮去哀求古青记父子公司的宽限。可就算“宽限”也不是无边的，届时又怎么偿还得起呢？何况你已是山穷水尽了，哪个有钱人又会理你的死活呢？因而，天元亨这位掌柜是战战兢兢没敢怀什么希望去求见古耕虞的。
听了他的哀告，古耕虞并没有正面答应他展期，更没有提借钱的事，却给他出了个主意：再到川北去收他个八九百担，与水渍的凑成一千担！天元亨的掌柜听了，如堕五里雾中，还以为是在寻他的开心，天哪，这一万多元已经要命了，还哪儿去奢谈那吓人的十万元呢？可古耕虞却郑重地表示，可以当即再借给他十万元！一万多元已堪堪泡汤，再借十万，这是怎样的魄力又是怎样的慷慨呀！天元亨掌柜拿到那又借到手的十万元，内心激动非常，活力与经商决心更被大大激发，这次他可再不能像上次般掉以轻心了，而是迅速地做了充分的准备，连夜赶去川北，又收购了八九百担羊皮，妥善地采取了措施，加以天公作美，顺利地运回了重庆，在古耕虞的指点下，对那批水渍羊皮做了些技术处理，搭配在后收来的好羊皮中，迅速打包装船，运到上海后顺利地脱了手，不但没赔，反而赚了四万多。不仅不必破产上吊，反而有了较可观的再发展资本！天元亨掌柜从此便死心塌地地做起了古青记的忠实的“大将”。
另一个加工商，是重庆当地的叫做天德封的洗房。这家洗房与古青记也是有往来的，既有门路，也有经验，但是资金并不多。有一段，重庆的鬃价不断下跌，直跌到每担接近五百元，经不起大风雨的天德封生意日促，已欠下了古青记一万多元无力偿还，再要这么继续下去，用不了多久，或者只要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