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准备工作。刘国钧第三次飞到台北，指示在台有关人员马上关闭在台北的兴安纺织公司，将已经购买的建筑材料全部退掉，资金撤回香港。
1950年9月16日，刘国钧偕妻子鞠秀英，告别了家人，登上了开往广州的列车。
刘国钧没有在广州多作停留，就乘车北上，重新踏上上海的土地。上海市人民政府早已派车在车站等候他了，在通往市政府的途中，刘国钧仔细地看着街两边的大楼，惊讶地向旁边的司机打听：“这街道两边的大楼怎么都完好无损啊？上海不是刚打了大仗吗？怎么没留下一点痕迹呢？”司机告诉他：“先生有所不知，解放军攻城时规定不许用重型武器，用解放军的话说，叫做‘瓷器店里打老鼠’。为此，解放军牺牲了很多人。”刘国钧一听，怔住了，默默地看着街边的大楼。
刘国钧在市政府特意安排的招待所住下以后，许多朋友们都来看望他，对他说了很多上海的新鲜事：“上海的青帮洪帮都给管住了，‘江北大亨’、‘码头春主’等一批欺行霸市的黑社会老大都被正法了！”“烟馆赌场被取缔了！”“去年投机大米的人都吃了大亏，再也不敢做粮食投机。政府预先告诉大家要从东北进大米，可他们不听。”“上海的4000多名妓女被收进了收容所。政府用外汇从国外进口盘尼西林，帮她们治疗性病。还在各工厂里给她们安排工作呢！”上海发生的一件件新鲜事让刘国钧对新中国的未来更加充满信心。
朱希武特意从常州赶来上海，向刘国钧汇报常州的大成三个厂的生产情况，刘国钧听后感动地说：“我过去听说共产党是共人家的产，现在才知道，共产党是帮助别人生产，是共同生产。这样的共产党与我们办工业者的胃口对极了。我们的工业有希望啊！”
9月30日，刘国钧及其夫人在朱希武的陪同下，登上了开往常州的列车。车一到常州站，就听到站前广场上锣鼓喧天，爆竹齐鸣，一派喜气洋洋的热闹景象。刘国钧正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时，只听到耳边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热烈欢迎刘总经理！”刘国钧赶忙取下墨镜，只见一张张熟悉的工友的面孔出现在面前，他们的头顶上打着一幅红布横幅，上面写着斗大的字：“欢迎民族资本家刘国钧总经理回来主持公司业务！”刘国钧感动地挥动手臂：“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第二天，大成一厂召开“建国一周年庆祝大会”，刘国钧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即，刘国钧去北京参加轻工业部召开的会议，会见了他的老朋友、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黄炎培。黄对他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表示热烈欢迎。当黄炎培、杨卫玉问及刘国钧回来有何观感时，刘国钧深有感触地说：“我一到上海，就感觉到有件极不平常的事情。从前，在黄埔江边总会看到江中停着大大小小的兵舰，挂着各国五颜六色的旗帜。烂醉的外国水手们，横行在马路上。现在的黄埔江边，风和日丽，只有商船，没有一艘外国军舰，亦没有戴白帽、穿制服的外国水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上海已经是人民的上海，不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了，这意义极不平常啊！”
在京期间，李维汉代表周恩来总理单独接见了刘国钧，并设宴招待，欢迎他从香港回来参加祖国建设。随后，周总理集体会见了工商界代表，黄炎培特意向周总理介绍了刘国钧和他的发展1500万纱锭的建议。刘国钧的建议受到了周总理的高度评价，这使刘国钧十分振奋，一种迈向新的人生起点的冲动，激励着这颗饱经沧桑的老人的心。
脱险
刘国钧总是有一股奋发向上的冲劲。1940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公共租界，刘国钧以英商名义登记的安达纱厂也被迫关闭。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下，刘国钧依然保持着旺盛的斗志。他一方面安排华笃安留守常州，与职工们一同着手整修机器，同时，又在苏州购买一百余亩厂基和一个叫“耦园”的园林及二百余间房屋，以俟机大干一番。
1942年10月的一天，刘国钧决定偕夫人回常州看看“大成”本部，顺便安排有关恢复生产的事宜。当他到达“大成”本部时，时值夕阳西下，晚风萧瑟，眼前已没有了昔日人员忙碌的繁荣景象，惟余断壁残垣荒草萋萋。刘国钧默视良久，良久无声。随行的夫人一时也不知如何安慰他。
刘国钧步履沉重地回到了下榻的寓所。夜很深了，他无法入睡，事业受挫的压力使他思绪万千。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恍惚中觉得这种压力越压越重，直至像两只铁钳般的大手一样牢牢地钳住他，幻化成黑洞洞的枪口阴森森地对准了他。刘国钧“啊”的一声从梦中惊醒。
“老实点，穿起衣服跟我们走一趟！”两个彪形大汉用手枪瞄准他。他明白了：自己被绑架了。“你们要多少钱？”他定了定神，冷静地问道。
“少废话，快走！”两个大汉厉声喝道。刘国钧刚一出厂门，一群歹徒蜂拥而上，将他捆得结结实实，架着他向前踉跄而去。
半个时辰后，他被带到德安桥。这里的情景更让他吃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