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源濂比范旭东年长七岁。兄弟二人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其母亲含辛茹苦将他们抚养大。范源濂聪明好学，在13岁那年就考中了秀才。白天，他在长沙岳麓书院攻读，晚上回来，不但要帮妈妈料理家务，而且要教弟弟识字念书。夜里兄弟俩同床而卧，到了寒冷的冬天，破屋漏风，被子单薄，哥哥便紧紧地把弟弟搂在怀里，用自己的身体温暖着弟弟，共同熬过漫漫的长夜。艰苦的磨炼，使得范家兄弟从小就养成了坚毅顽强、不屈不挠的性格。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源濂考上了维新派办的时务学堂，在倡导变法维新的梁启超的指导下学习文学和时政，寻求救国的真理。范旭东也经常接触到哥哥从学堂里带回来的讲义和笔记，以及宣传变法维新的《湘报》、《湘学报》等报刊，有时还跟着哥哥一起去听讲演，贴传单，参加革命活动。可是，1898年爆发的戊戌变法运动，很快就被清政府镇压下去了。维新派人士纷纷被捕，范源濂也成了清政府的追捕对象，只好逃往日本避难。范旭东也不得不离开母亲，到长沙北乡去投奔哥哥的好友吴镜蓉，在吴先生的指导下读书学画。两年以后，又一次革命风潮来临，范源濂得到消息，迫不及待地从日本回国，参加这一革命义举。可是，由于汉口的一个秘密组织被清政府破获，清政府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捕革命党人。这年8月，范源濂只得再一次逃往日本，并且把弟弟也带往日本东京求学。他先是就读于东京大同学校，后转学到日本东南亚商业学校，复肄业于神户弘文学院高等速成师范科和日本法政大学。在哥哥的影响和鼓舞下，范旭东也于1900年入日本和歌山中学读书，1908年，升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应用化学。在日本期间，兄弟二人受到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与蔡锷、陈天华、黄兴等革命人士为友，立志以自己所学为挽救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1904年，范源濂回国出任北京京师大学堂正监督（即校长），后升任清廷学部参事。1909年，他组织“尚志学会”，开办“尚志法政讲习所”，次年正式开办“尚志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尚志医院”，并翻译数十种国外法制名著出版发行。其后，范源濂任清华大学校长。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范源濂在教育总长的位置上数度起起落落，但始终不改“教育救国”的初衷，首任民国政府教育总长，与蔡元培一道推行新学校体系，因不满袁世凯卖国求荣，愤然辞职；护国战争后，又任段褀瑞内阁教育总长，兼任黎元洪内务总长，制定、颁布大学章程，整顿民政礼俗，但囿于弊政无法开展，任职数月即辞职；1920年出任靳云鹏内阁教育总长，着手汉文字改革，公布国语注音字母，并于1922年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1924年，首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范源濂始终为我国教育事业默默耕耘，他曾书勉同仁：“国运如此，如能人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勇往直前，只要一息尚存，矢志不移，中国必有复兴之日，凡我同志勉乎哉！”1927年12月，范源濂猝发急病，英年早逝。
搭档
范旭东是企业的经营者，侯德榜是企业的技术领袖。范旭东比侯德榜大7岁，从1921年到1945年，共事24年，这两个人在事业上的合作向来被认为是珠联璧合。他分析说，两个人合作成功首先是因为两人大目标一致：振兴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侯德榜和范旭东都是留洋学生，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们对于技术的推崇、爱国心和抱负是一致的。
二人之间的感情交流是很淳朴的。范旭东非常佩服侯德榜的技术水平，侯德榜也曾经将自己在海外科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送给范旭东作礼物。范旭东鼓励侯德榜写一本制碱的学术著作，打破制碱工艺讳莫如深的保守局面。1933年，侯德榜的《纯碱制造》一书出版，轰动了全世界。他们之间很少有那种世俗的往还，很少互送东西。有一次，在武汉码头上船前往重庆的时候，张定国的父亲不小心把两皮箱的日记、资料遗失到江中，范旭东的第一反应是要跳进江中打捞，是侯德榜死命拉住了他。1939年，范旭东的两个女儿去美国留学，一路上就是侯德榜护送的。这两个人都没有太大的物欲，范旭东除了喜欢每天喝老母鸡汤和牛奶，生活并不奢侈。侯德榜在生活方面更是叫人放心。据他的秘书回忆，他在上海工作的时候常常午餐就是一碗阳春面。他去美国纽约购买仪器的时候，为了给公司省钱，连公共汽车都不坐，每天步行，回来的时候，张张票据都非常清楚。
范旭东和侯德榜虽然合作好、交情好，但是性格却截然不同。侯德榜完全是一个朴实的知识分子形象：“他那个时候已经很苍老，个子不太高、内向、不太爱说话，一到工厂马上就换工作服，像个老工人一样。”相比之下，范旭东的脾气非常直率、相对火爆，容易发脾气、容易得罪人，也容易交朋友。范果恒曾经回忆说，有朋友来家里坐，如果抽烟的话，范旭东会径直站起来把窗户打开，也不管客人作何感想。文革时候，侯德榜是靠边站的，侯德榜几次要求不拿工资，免费出来搞科研，但是“四人帮”不同意。他最后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