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深造，同时对美、英银行进行考察。1935年资耀华回国后，陈光甫派他到天津任分行经理，以后又让他当上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可惜两年后就发生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资耀华奉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保住银行的财产和业务。资耀华对陈光甫始终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怀，所以按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迁往内地，而不在日寇铁蹄下求生存，但是陈光甫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就忍辱负重，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其实，当时陈光甫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天津还有英、法等租界，是日本势力不能进来的，所以他认为有可能在租界庇护下做一些事。但是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连租界也占领了。所以1942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几年是处境最恶劣、最危险的时期。天津的日伪当局以及南京的周佛海（资耀华的留日老同学）都曾要他任伪职，都被他拒绝，即使任何空头名义也绝不沾边。资耀华的身上有很多书生气，有时甚至近乎迂阔，其实比较适合做研究工作。他在做银行时也随时都注意调研，有不少著述。陈光甫在为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称赞他“理论与实务融合一炉”。新中国建立后，资耀华在人民银行参事室工作，负责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一、二辑，这是凝聚了几十人的劳动的巨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下放河南信阳时，他别的生活用品都不带，只抱着近千万字的书稿资料，打定主意要“我在资料在”。
张一麇是江苏吴县人，与陈光甫是同乡，俩人也曾一同共事过。1913年，孙中山发起的“二次革命”归于失败。与孙中山撕破脸皮的袁世凯，不肯善罢甘休，严令捕杀革命党人。袁世凯听说江苏银行出资资助肇和兵舰炮轰江南制造局，不由发怒道：“江苏银行总经理竟敢动用银行资金支持叛军行动，真是胆大包天！”于是，他下令杀掉陈光甫。好在袁世凯的手令，先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麇看见了，张一麇对陈光甫的为人早有了解，又是同乡，岂能见死不救？看到手令后，张一麇马上找机会在袁世凯面前为陈光甫开脱：“江苏银行的资金，是在军人持枪威逼之下，才被取走的。陈光甫也是出于无奈。如今下令严处，似有不妥。大总统一向奖惩分明，令人心悦诚服，万不可因此事落下话柄。不妨留待进一步查明实情之后，再作处置。”袁世凯听后，觉得言之有理，也就答应了张一麋的请求，此事便不了了之了。这一切，远在上海的陈光甫毫不知情，他并不知道自己曾命悬一线。
陈光甫个性直爽交了不少好朋友，正应了一个好汉三个帮古话。张嘉璈和李铭就是其中两人。当时，张嘉璈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李铭任浙江银行稽核。当陈光甫决心抓紧创建一家自己能掌控的银行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两个朋友，他们都是海归，三人年龄相近，正值血气方刚的青年时期，在上海银行业中有“三兄弟”之誉。
一开始，陈光甫向二人征求意见时，他们并不赞同。二人认为，开银行，必须要筹措大量资金，而这谈何容易！但陈光甫却不这样想。他认为，银行开办之初，并不需要巨额资金，也不必与其他商业银行较量股金份额的多少。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空白。当时，市面上的银行，无论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政府与外国商人的大宗生意上的外资银行，还是把眼睛盯在达官贵人身上的国内银行，它们对于小商人与普通老百姓都不屑一顾。所谓金融事业事实上成了“大人物”的专利。而普通老百姓在银行的高楼大厦面前也是望而却步、不敢问津。这样，在大银行与小百姓之间有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