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洽卿、徐润等19人代表上海工商界致电清政府，称“华官敞昨侮辱，商民之受辱必日甚一日”，要求政府据理力争。上海道台袁树勋、会审公堂正会审官关炯之，屡次向英方交涉，提出释放黎黄氏、惩办肇事英捕头等一系列要求，以平民愤，但英方态度十分蛮横，不肯接受这些要求，双方互不相让，谈判陷入僵局。此时适逢出洋考察的载泽等五大臣途经上海，与袁树勋几度磋商，担心风潮继续扩大会一发不可收拾，故主张派请“公正绅商”出面调停。
朱葆三、周金箴、施之英和虞洽卿4人被选中，前往工部局与英方商谈。开始时英方还是不肯让步，几个回合下来，朱葆三等三人有些心灰意冷，不想再多过问，只有虞洽卿仍照常奔走，坚决干到底。他一方面支持上海市民的罢市斗争，发动为外国人服务的厨师罢工，以给英方施加压力；一方面持续与英国人谈判。他几乎每晚都邀集各行各业领袖二十多人聚会，商议调停办法，白天就去工部局与英人“争持磋议”，力争实现中国方面的条件。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迫使英方作出让步，商定善后办法五条，包括对肇事英捕头撤职查办，释放黎黄氏和因罢市而被捕的华人，由工部局向中国官方道歉等，谈判的成功，使上海市民欢欣鼓舞，大放爆竹，以示庆祝。
谈判结束后，为了劝喻商人开市，作为商界代表的虞洽卿和官方代表袁树勋、关炯之步行整条南京路，向路旁所有商家逐一打躬作揖，解说劝导开市。渐渐地市场重开，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这件大闹公堂案由于虞洽卿的全力奔走，多方游说，总算得到了解决。人们纷纷称赞虞洽卿在处理重大问题时能干，摆得平，他的声望在上海市民中更加提高。工部局的洋人也觉得他头脑灵活，处事得体，从此对他刮目相看。
会审公堂案使虞洽卿认识到中国商民没有自己的武装，就会不断遭欺压。于是，他发起组织了“中华商团”（万国商团中华队），开始时叫“中华体操会”。虞洽卿亲任体操会会长，邀请各界领袖做会董。考虑到华商对军事技术一窍不通，虞洽卿先在闸北辟出一处操场，聘请中外懂军事操演的人担任教练，训练志愿参加体操会的青壮年华商。
一开始热心加入体操会的商人很多，报名踊跃，但一看到操练时需脱下平日穿的长袍马褂，换上黄布做的紧身操衣，就不大情愿了。虞洽卿见状便以会长身份，与会董胡寄梅、袁恒之等人带头穿戴起操衣操帽，参加操练。这样一来，队员们折服了，都换上操衣操帽，定期参加操练。一年以后，入会人数增加到500名。
1906年3月，虞洽卿向工部局申请在万国商团中设立中华队，费了许多周折后，工部局才勉强答应试着办，但定下一些歧视性的规定。对这些规定，队员们极为不满，虞洽卿力劝大家暂时忍耐，要以自己的表现树立信誉，逐渐争得与别国商团同等待遇。在他的带动下，全队上下齐心，刻苦训练，不断取得好成绩，射击测试成绩尤其突出，几次名列第一，令万国商团中的洋人各队折服。虞洽卿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再次与工部局商量，要求获得与洋人各队同等的待遇。几经波折，终于达到了目的。
交道
早年，蒋介石在上海依靠的白道人物具有代表性的，那就是虞洽卿。蒋介石投靠陈其美，在上海搞武装起义时，还不认识虞洽卿，当陈其美被刺身亡时，蒋介石因失去靠山而苦恼，一下子由一名革命志士沦落成上海滩上的小混混。他本是一个想干一番事业的人，现在却连一口饭都难吃上，万般无奈之下，急于寻找新靠山。在他走投无路时，遇到了陈果夫，陈果夫是陈其美的侄儿，这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当差。他建议蒋介石到股票交易场去“淘金”。虽然此建议很好，可此时贫困潦倒的蒋介石身无分文，建议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望梅止渴而已。陈告诉蒋介石，要带他去拜见巨商虞洽卿。
蒋介石初见虞洽卿时，虞洽卿对他并不好感。只是有碍于陈果夫的面子，给了一个小差事让蒋介石做，纯属打发应付。蒋介石请虞介绍他与黄金荣见面，他顺水推舟，将蒋介石介绍给黄金荣。
蒋介石联系上白道，又通过白道转入黑道，本可在上海商界和黑道大干一番，但自幼都有极强的权利欲望的蒋介石既看不起商人，更看不起黑道。后来，他又投靠孙中山，继续与革命党人为伍。中间因为筹措革命经费，曾以敲诈的手段要求虞洽卿资助，得到经费后南下广东。虞洽卿曾因此气愤极了，吩咐手下人警告蒋介石，要他不要再到上海捣乱。
谁知蒋介石这个曾被他嗤之以鼻的落魄者，几年后竟然成了位高权重者。虞洽卿这时才意识到自己对蒋介石看走了眼，为此而后悔，虞洽卿虽然不一定想走仕途之道，但还是要高攀权贵，为自己留条后路。他急忙找黄金荣商量对策。1926年7月，北伐前夕，广东国民政府电邀上海商界派代表赴粤参观，虞洽卿派自己的女婿前往广州，结果受到蒋介石的热烈欢迎，盛情款待。不但专门陪同吃饭，而且还陪伴游山玩水，言谈之间对过去在上海所受到的照顾多有谢词。回沪后，虞洽卿得知此事称赞蒋介石是一个重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