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成为低价格产品的头号生产国以前，美国早已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国了，它的地位确立于20世纪中期。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新兴市场为美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发展机会。但是，在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各种情况总是呈现双向态势。中国为美国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同时也成为向美国出口货物的生产基地。它在吸引数额庞大的国外资本投资以外，还依靠固定汇率制拥有了巨大的外汇储备。中国向美国出售商品，然后用大量的货币储备向美国人贷款，以使他们购买这些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国通过生产廉价商品赚得利润，投资建设基础设施。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中产阶层逐渐形成，他们的收入和欲望与日俱增。中国中产阶层的巨大需求为美国和跨国公司提供了机遇，从长期来看，美国作为最大消费国这一现状是很有可能被改变的。
中美两个大国的融合并不是某一个因素促成的。国外直接投资、低成本的商品生产、不断涌现的中国中产阶层、美国的强大购买能力、两国货币兑换汇率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可能成为中美融合的唯一原因。其中某一个因素只能说是中美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才可能推动两个大国走向超级大融合，才可能将两个庞大的经济体变成一个经济体。
前所未有的商品流通和资金流动意味着曾经被普遍接受的收益增长、利率和工资等多个模式的适用性遭到质疑。尽管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势头良好，可是对大多数工人来说，他们的物质生活并没有改善，工资也没有增加。这是人们所不愿见到的情况。然而，工资没有增加所带来的结果并没有以前那样糟糕。人们依然支付得起商品、服务和住房的费用，因为中国的低成本生产使美国国内价格维持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还因为中国购买美国国债，使利率始终在中国的掌控之中。2008年，这种均衡的系统被打破了，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原因不在于中国和美国的超级大融合，也不取决于中美两国保持相互依存关系的程度。
一部分资本持有者从金融信贷衍生工具上看到了巨额的利润，而更多的人则从中国与美国的超级大融合中看到了发展前景。在2004年之前，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100多家企业，在它们的利润中有20%～40%来自美国境外。这100多家企业都是美国有实力的大企业。近几年，500家企业中有400多家声称，在它们的利润中，有40%以上的利润都是在美国境外创造的。美国、欧盟和日本，占全球产出的3\/4，增长率不到3%。而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大企业的平均收益增加了20%、30%，甚至更多。这种收益增加部分源于企业生产效率和员工工作效率的提高，但主要还是因为中国强大的增长动力促使这些企业收益增加。
中国所产生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对美国和“中美国”的形成上，从巴西到澳大利亚，从韩国到日本，经济的发展都受到了中国需求的拉动。中国工业化建设提速，内陆地区和原先相对落后的省份也加快了发展速度，中国对原材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很快，中国的需求将促使全球物价水平提高，并引起世界各国新一轮的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警惕。铜、铁矿石、镍、石油和钢材的物价水平温和提升。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国家与那些出售高端设备给中国的国家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势头良好时，这些国家的经济也较为乐观。
由中国驱动的全球经济增长是使跨国公司收益增长率超过自己国家经济增长率的原因之一。实际上，驱动全球经济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中美国”。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所获得的收益使中国产生了对高端设备和工业品的需求。每年1500亿美元通过沃尔玛、耐克、家得宝、摩托罗拉、英特尔等公司从美国人的口袋流入中国人的钱夹里，这些钱被用来建造了连接上海新机场与市区的磁悬浮列车和通向西藏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中国从美国中低阶层手中赚得的钱被用来修建大连和天津的发电站和港口。还有很多钱流入了中国数千万城市居民的手中，这些人又用赚得的钱来购买耐克运动鞋、沃尔玛的辣鸡爪、乐购的香皂和宝洁的玉兰油。中国的中产阶层在下班回家的途中还会光顾一下麦当劳快餐店，他们回家后看的电视机是中国的品牌，如TCL，但是电视机所用的屏幕却是美国康宁公司生产的。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跨国公司之所以发展迅速，是因为它们能够进入多个市场，而且不存在对国家和政府造成影响的负担。无论大公司还是小公司，都把注意力放在了发展中的市场上，它们从发展停滞的市场抽身，向这些发展势头好的市场大举投资。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负责员工的医疗保障，它们还会以某一国的税制为衡量标准应用于自身，从而方便避税。在200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演说中，可能有很多判断是错误的，但对未来发展趋势的判断是基本正确的：未来的受益者是资本持有者，而不是劳动者。企业和资本都可以从流通性和灵活性中受益，而相比之下，劳动力在这两方面要差很多。
这种趋势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积蓄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