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意义上的银行业并没有什么联系。
尽管在结构上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银行系统的核心问题依然存在。如果某省的一位官员想要获得新建工厂或是桥梁的资金，他就会向银行借贷。银行为项目提供资金自然没有问题，也不可能要求急着收回资金或是收取利息。如果国家制订的“五年计划”确立了新建一定数量的桥梁或发电站的目标，那么，银行就不会拒绝为这些建设项目提供贷款。如果一家国有企业想要寻求此类项目的建设资金，并且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明确支持，就可以得到银行贷款。
一些腐败现象不仅存在于中央和省级银行，地方的银行的状况也是如此。地方的银行官员和当地企业界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企业的贷款要求很少会被拒绝。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曾经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对一些人依然有影响，他们总是简单地把新设施的兴建看做一种成就。尽管中央政府一直试图改变地方的观念，并不鼓励这种为了兴建项目而兴建项目的行为，可有些地方仍保持着原来的做法。
上述状况的存在导致了一种普遍看法的产生，这种看法认为中国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能否从银行获得贷款并不取决于贷款的具体用途，而是取决于贷款人的关系网络。贷款项目能给银行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不是第一位的。而贷款一旦发放，就有可能收不回来了，结果就会使银行系统不堪不良贷款和非生产性资本使用的重负，效率低下。
腐败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每个国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都会经历一个制度规则不清晰甚至毫无规则可言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如此，19世纪的美国也曾经如此。当时，美国的投机银行可能今天刚开门，明天就关门了。没有清晰的法律和制度约束，人们靠的只是关系和自己的一张嘴。家族企业之所以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下迅速发展，就是因为家庭成员之间通常不会互相欺骗。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怎么好，但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履行相互之间的合约和承诺，因为最终这对他们都有好处。朋友和姻亲往往也能成为亲密的生意伙伴。然而，长此以往，人们并不相信单纯的商业利益能够取代家族联系成为合作的纽带，腐败也就产生了。
在中国凭借关系网做生意，已经成了一条潜规则。外国人因此而开始关注中国的“关系”，关注这种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必须要精心培养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不得不抛掉旧规则和已经熟悉的办事方式，参加各种没有什么实际内容的正式会议，出席各种宴会酒会，把大量的时间用在建立人际关系上。
中国金融体系的变革
无疑，在中国做生意有中国的方式，但这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独特的办事方式，这些方式并不会在法律中写明。美国和西欧国家的公民可能为自己国家的法治和透明度感到骄傲，但是试试看好了，如果不认识地方规划委员会或是其他相关委员会的人，他们还能不能在佛罗里达南部、拉斯韦加斯或是加利福尼亚做成土地生意或是新建房地产项目？为了一份许可证，他们可能要等待数月之久，其间还会遇到种种麻烦，新项目还没开工，成本或许就已经高到无法承受了。在法国，即使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外资企业，想要卖掉房产、租写字楼或是开展业务也一样要颇费周折，相关制度虽然透明，却造成了效率的低下。不管在哪个国家，有熟人好办事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但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并不像很多西方人所说的那样严重，但中国的银行有不可能收回的贷款却是事实。只是这些不良贷款的总额到底有多少一直存在争议。官方公布的数字显示，不良贷款只占贷款总额的很小一部分。世界上其他国家对此表示怀疑，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公布该数据已经是1998年了。此外，在银行系统改革的过程中，很多银行的不良贷款都转移到了新的控股公司。这样一来，不良贷款从表面上看就不存在了，至少是从银行的账面上消失了。不过，从表面上消除不良贷款并不是转移不良贷款的根本原因。先后担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没有要遮掩问题的意思。他们都是实干家，想要在中国建立起强健稳定的经济体制，明白在数据上做文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朱镕基和温家宝都意识到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存在大量不良贷款。他们也明白扩大信贷、人情关系和相关制度的缺失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们知道中国自身的特点——中国政府的负债很少。这与包括美国在内的很多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不管中国的银行发放的不良贷款有多少，都跟政府债务没有什么关系。而更为本质的区别还在于，中国官员看待问题的方式与西方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