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没有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也会像其他新兴国家一样，逐渐兴起的市场经济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下去。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一些国家会向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作出巨大让步。从巴西到泰国，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会遵循全球机构（如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并按照合同条款进行国内改革。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自觉自愿地遵守“华盛顿共识”，但是主动权明显地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它们有权力也有资本向那些渴望获得投资的国家提出条件。
但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外国政府和企业都不遗余力地涌向中国市场，同时它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加快改革进程。中国政府并不听从西方的指令，不愿意将改革的进程推进过快。即使这样，也没能阻碍西方企业进入中国的脚步。相反，很多外国企业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
联邦快递公司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成本，乐观的弗雷德·史密斯对未来的收益充满信心。史密斯和其他在华投资的企业家都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对于像联邦快递公司、雅芳公司和肯德基这样的外国企业来说，投资的选择地往往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这些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5%～20%。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的是，那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常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中国则通过对流通货币、利率和开放步伐的严格控制，做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
中国市场的诱惑力
中国对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具有特殊的吸引力。这些企业进入中国并没有影响中国的经济主权，也没有造成中国的经济混乱。其他国家是向跨国公司作出让步，而跨国公司会向中国作出让步。它们为了能够进入中国，会接受一些限制性条款，这在与别的国家谈投资条件时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事情。中国不仅能够吸引外国企业前来投资，还能控制好对外开放的时间进程。
中国没有外债，这也是一个优势。历史上，中国对西方国家所欠的债务使中国人在心理上承受了巨大的痛苦，也为西方强国进一步控制中国的内部事务提供了借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华盛顿共识”就是利用债务作为杠杆。很多国家为了发展国内经济急需贷款，而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国际金融机构正是贷款的提供者。所以，为了取得贷款，这些国家不得不遵从西方国家提出的条件。然而，中国却没有必要如此，因为中国不需要向西方国家贷款。
外国企业在华的直接投资不仅实现了企业的发展愿景，还间接地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资本条件。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并没有以牺牲自己国家的主权为代价，相反一些外国企业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早期在华投资的外国企业不只是投入几十亿美元那么简单（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经济总量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还向中国输送优秀的管理人才、雇用中国本土劳动力、向中国的合作伙伴传输先进的知识和经验。中国获得了西方企业带来的资金和知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有益于跨国公司的拓展和“中美国”的形成。这使得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逐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中国与世界经济中心和世界金融中心的关系具有唯一性，当然这种唯一性不能被无限夸大。在过去60年中，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按照自己的时间进程、根据自己的原则实现现代化、工业化的国家。邓小平当初作出的决定是使中国融入现代国际社会，但是他也许没有想到，如今的世界都在迎合和适应中国的发展。不错，西方企业一直在向中国政府施压，它们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加快改革进程，对合同和知识产权给予有效保护。美国政府也经常在人权问题和汇率制度方面向中国发出反对的声音。但是，中国对来自西方的压力不卑不亢。当然，西方企业也不会因为中国的态度而撤资，它们反而通过更大规模的投资来抢占中国市场。
20世纪90年代，中国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与此同时，快递业务也以年均30%的速度增长。90年代末，联邦快递公司已经在中国近100个城市开设了业务，并开始了进出中国的直航货机运营业务。当时中国的汽车和火车等交通工具缺乏，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所以“隔夜送达”很少实现，但是联邦快递公司会尽量在两日之内将货物送到收件人手中。
联邦快递公司能够帮助其他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提高工作效率。这些企业设在中国香港、广州或上海的总部能够通过联邦快递公司将货物运送至福建或武汉的工厂，也能将文件传递到北京的律师事务所和政府机构。有了联邦快递公司，其他外国在华企业也能够迅速站稳脚跟，并能很轻松地为企业将来的发展进行谋划。在中国，经过20世纪90年代创业阶段的外国公司不会把这一过程描述得很轻松，但即便如此，在创业者看来，在华投资也要远比在中非开矿和在中东开采石油容易得多。从另一方面看，联邦快递公司以及它的竞争对手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和敦豪快递公司进入中国市场是使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因素。
外国企业在中国大陆的业务扩展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