呢？这也让很多中国人意识到，尽管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发展，但在军事上仍然处于弱势，中国更需要增强综合国力。当时，中美两国关系正处在一个相当微妙的时期，轰炸正好发生在朱镕基访美之后。朱镕基访美的目的是为了争取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但是这次访问并没能取得计划中的进展。美国国会提出了异议，克林顿也因为“莱温斯基性丑闻案”而无能为力。
后面我们将会了解到，这次危机威胁到了“中美国”的发展进程，差点使其偏离轨道。但当时在美国，这次危机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愤怒的中国人在北京高呼反美口号的新闻出现了几天，但美国公众很快就不再关注这件事了。他们关注的是股票市场和互联网。
“新经济热”造成了一种美国既富足又拥有强大实力的假象。和所有美好的假象一样，这种假象当中也包含着很多真实的成分。由于股市大幅上涨、通货膨胀率降低和新就业机会的出现，很多美国人的物质生活确实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少数人从中获得了大量收益，正是这少数人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关注。当时的美国社会给人的感觉是，如果每天有一个人因为互联网经济的发展而成为百万富翁，那么就有20个人怀揣着成为富翁的希望和梦想。对于美国的全球力量，美国人意识到，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和苏联解体，世界上已经没有能够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威胁的常规军事力量了。尽管欧盟各国总的人口规模和人均富足程度都和美国差不多，但是欧盟的凝聚力更多的还只是一种愿望而不是现实。
然而，尽管“新经济”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发展方向，还是有数千万美国人没有享受到“新经济”带来的实惠。实际上，美国有5000万人生活在贫困当中，或是在一家四口年收入1.7万美元的贫困线上挣扎，并且，即使一家四口的收入超出贫困线几千美元，也并不意味着在经济上就不再有问题或是可以过上富足的生活。美国制造业提供的传统就业机会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开始减少，尽管其他领域，特别是技术和医疗服务行业创造的新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制造业就业机会减少给人们带来的痛苦，但传统就业机会减少这种趋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仍在继续。一些新的就业机会来自高科技制造领域，但大多数就业机会不是的。所以，问题就出现了，新的就业机会并不存在于人们失去原有就业机会的传统制造业当中，一个从事了多年制造业生产的工人往往是不具备转行成为“知识工人”的能力的。
人比利润重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预示着新的就业机会的出现，同时也是人们的就业状况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计算机、软件和网络的发展意味着传统生产过程中劳动力需求的减少。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崛起就曾经引起过人们的担忧，人们担心生产线的日益机械化会使很多工人被淘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剧。受到影响的已经不只是工厂的生产车间。例如，过去金融服务领域需要几百万从业人员来完成各项工作，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存在了。自动取款机的应用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自动取款机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出现在了各个角落，其中包括一些看似最不可能的地方。除了银行之外，在便利店、电影院、机场和购物中心等地，我们也都能看到自动取款机。很多消费者都为此感到高兴，但是，自动取款机的使用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就业机会的减少，很多银行出纳员的工作都被自动取款机取代了。
所以，在赞美市场、互联网和技术繁荣的良性循环时，不要忽视了大众文化还有另外一个层面，一个悄然涌动的层面。在美国，一些地区的高中生组织起了自己的投资俱乐部，而另外一些地区还有很多高中生的父母失业后尚未找到收入与保障水平相当的新工作。很多人觉得自己被20世纪90年代的繁荣遗漏了，但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媒体，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正是出于这个原因，1999年11月，当世界各国官员云集西雅图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新一轮谈判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是什么特别大的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警示性的信号此前并非没有出现过。1997年，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的贸易谈判就曾经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但是，美国人觉得那是在距离自己很遥远的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事情，并没有在意。20世纪90年代初，曾经有人强烈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也打着这个旗号参加了1992年的总统竞选。在反对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言论中，佩罗作出了一番著名的预测。他认为，随着该协定的签署，很多工作机会将从美国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就业机会总是会不可避免地从劳动力成本高的地区转移到劳动力成本低的地区。佩罗警告说，大量就业机会将会从美国南移到墨西哥，在这种担忧和他投入竞选的数百万美元的作用下，他在大选中惊人地获得了19%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