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完成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后面的交易就很难再引起投资者的兴趣了。当时，中国股市不允许外国资本投资，来自中国香港的投资也不行，因此，股市中缺乏流动资金。一些规模较大的知名国有企业可以在香港上市，这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第一次“参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机会。然而，当时的大部分交易都是投机交易，这些产权投资市场在10多年后才成为中国转型与崛起中的重要部分。
在极为复杂的改革进程中，江泽民和朱镕基悄然作出了一项根本性的决策。1997年邓小平逝世后，他们不仅将邓小平开创的事业继续向前推进，还使其获得了新的发展。邓小平的工作重点是向世界敞开中国的大门，是改革国内的生产方式，这从总体上加强了中国同世界的联系。但20世纪90年代初，这些联系还只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一小部分。江泽民和朱镕基明白一点，或者说至少他们的行动表明他们明白一点，那就是下一步要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当中。他们打算做的并不只是开放一些地区并允许外国资本和企业参与到中国经济当中，而是要让中国全面参与到全球经济当中。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种途径，因为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驱动者。
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邓小平在任时，中国就正式提出了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正式缔约国地位的申请。朱镕基在任时，又将这一进程向前推进了。仅仅改革官僚体制、改变国有企业文化和推动城市化进程是不够的。朱镕基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如果不进行重组就无法再继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并没有直接管理经济，而是采取相应措施推动经济朝着市场经济前进。中国的市场经济成功与否并不仅仅是由中国自己的判断标准决定的，还由中国吸引全球资本的能力和生产出在全球市场上具有竞争力的产品的能力决定的。
同时，江泽民和朱镕基也对改革过多过快的风险保持着高度警惕。他们和全世界一起目睹了苏联经济改革的进程。苏联解体让他们感到震惊，后来俄罗斯的状况更让他们担忧。20世纪90年代初，由于经济混乱、生产力迅速下降，俄罗斯领导人不得不听命于美国，听命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这导致了俄罗斯的经济在突然之间向世界（特别是向外国资本）开放。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承受不住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或者说俄罗斯在经济上不能迅速作出改变以具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领导人从俄罗斯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经验、吸取了很多教训：要改革，但要以可控的方式改革；要变化，但要安排好自己的节奏；要全球化，但要分阶段；要吸引外资，但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条件进行。
中国就是答案
从某种角度来看，中国的改革进程总体上与西方的联系并不大。中国学术界和知识分子与政府官员之间就改革进行讨论，内容涉及改革的节奏、性质和范围，以及改革深化到什么程度……这些年来，无论是中国国内的评论，还是当代西方媒体、学术界和记者的评论，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经历内部变革的封闭国家。但是，尽管中国内部的结构转型是中美融合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2001年12月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不仅是通过上述改革实现的，也是通过在华开展业务的外国企业的不断增多实现的。本书将会讲述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以及世界市场改变中国的历程。但现在我们还遗漏了重要的一点。20世纪80年代末，西方企业开始试探性地进入中国市场；90年代，它们的步伐开始更加大胆。经历了起起停停和发展中的挫折，这些企业在中国找到了立足点，并且开始从努力和投资中得到回报。这些企业，主要是美国企业，在中国的转型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国同样也改变了这些美国企业。20世纪9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弥漫着乐观主义情绪，人们相信万事皆有可能。然而，在这种虚假的表象背后，实际情况并不那么乐观。美国自由市场模式正遭遇逆境，经济发展也即将到达顶峰。为了寻找出路，美国企业的领导者们几乎进行了各种尝试。很少有人相信答案在于中国。然而，事实证明，中国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