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的定价，都是在政府的计划下制定的。国有企业基本上不能脱离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形成的管理体制，这涉及大量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惯性，并且还有数十万人要依靠这些企业生存。
我们必须认识到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但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社会一直处于持续的动荡之中，难得享受平静、和平与安全。19世纪40年代，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入侵，从此内忧外患不断，数百万人因此丧生，大清王朝在20世纪初灭亡。此后，动乱持续了数年，又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与欧洲一样繁华，而中国其他地区则陷入军阀混战。后来，日本入侵中国，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又在美国的支持下同共产党打起了内战。战争中精确的死亡人数我们可能永远都无从知晓，但这个数字肯定达到了数千万。
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如果经历了一场中国的抗日战争，局面肯定失控了。而在打败日本人之后，国民党又挑起了中国的内战。史迪威（Stilwell）将军率领的美国远征军从中国狼狈而退。当然，战争的最终结果是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经历了农业体制改革、多年饥荒、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文化大革命”、数百万城市青年上山下乡……
想要给国有企业注入新的活力是一回事，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国有企业改革既要设定新的目标，又要让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和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目标的实现负责，还要给企业的负责人以更为广阔的空间，让他们来决定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从理论上来讲，这些措施都是好的，但是在实践当中，却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很多国有企业都是钢铁或电力行业的工业巨头。国家的主要金融机构，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及其成千上万的分支机构，也都是国有企业。这就意味着即使国有企业的目标完不成，利润率实现不了，没有足够的收入来支付员工工资或购买新的原材料，这些企业仍旧可以向国有银行寻求帮助。结果就是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更多资金被注入企业当中，而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了下文。
温州模式
1992年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更为积极的举措，限制银行向不良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进一步鼓励城市企业和创新型乡镇企业的发展。一些优秀地区因此而发展成了制造业中心，温州及其管辖的桥头镇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桥头镇迅速主导了全球纽扣生产市场，20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60%以上的纽扣都是在这里生产出来的。同时，温州还垄断了全球打火机市场，数千家小企业生产的打火机数量占全球销售的打火机总量的近3\/4。
从温州再往南，珠江三角洲的很多工厂也都是从乡镇企业开始做起来的。它们身上没有什么包袱，不像某些国有企业那样经营不善，也不需要支付大量的员工工资。随着乡镇企业数量的迅速增多，国有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有所下降。
1992年邓小平“南巡”的时候，已是88岁高龄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已经不可能再事事亲历亲为。邓小平本人能力卓著，这一点毋庸置疑。他的继任者江泽民和朱镕基不仅坚持了他所开创的事业，而且还实现了对邓小平改革路线的扩展与完善。
江泽民与朱镕基的新政策
江泽民的政治生涯始于上海。新中国成立前，上海一直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中国和西方商业利益的交汇地。20世纪80年代，上海开始出现发展机会。作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上海作为一座新型工业城市的复兴和浦东新区的诞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对经济现代化的支持和对共产党的忠诚是他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初成为邓小平接班人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