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说改革是妥协也好，说梭伦代表新兴奴隶主阶层也罢，梭伦在没有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调和了雅典各阶层。
任何一场推进社会进步的改革都会有牺牲，或者说旧势力不会完全倒塌。如果既得利益者自身不同意改革，那就是弱势群体带来的革命。最终，“六一农”认为自己不能讨到一个说法，也就会以自己的方式向雅典执政官讨一个说法。
“六一农”的说法，是暴力。因为，除了暴力，“六一农”已经不能给债主任何利益。
当社会弱势群体再无可牺牲，就会彻底崩溃，这种崩溃无论对“六一农”还是奴隶主，都是相当残酷的：再无妥协退让，玉石俱焚。
由此，我们才讴歌改革，改革、改革，改而不革。
从梭伦改革，我想到了一句中国古训，“古之治国者，不患贫而患不均”。
很多人将这一古训列为攻击对象，认为就是它搞得我们民族无法富强，甚至认为就是这个治国理念搞得我们几千年没有脱离小农经济。
我们自古以小农立国，应该是一个最平均的国度。很可笑，事实恰恰相反，阻挡我们社会前进的根本不是“均”，而是太多的“不均”，每一次乱世之源都是太多的土地兼并。
雅典公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之所以稳定，不是因为人们有了选举权，而是因为这样的社会结构相对公平，大部分人都不可能打破规则，所以才会有选举制度。如果是一个倒“丁”字型的社会，在“一”的底部几乎任何人都想打破规则，这样的社会，无论有多少法律，无论执法多么严格，无论什么制度，都无法保持稳定。
诚哉斯言：
“我所给与人民的适可而止，他们的荣誉不减损，也不加多。”
--梭伦
乱世生银行
乱世出枭雄，乱世也出金融。
为了补充本土粮食，也为准备战争，雅典急需补充各种物资，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催生了古希腊金融业，今天我们将之称为“海事信贷”。
如同冷战中的美苏，雅典和斯巴达是古希腊地区最为强盛的两个城邦。雅典矗立在徐徐海风之间，公民自幼接受良好的人文教育，探讨诗文哲学；斯巴达则居于群山环绕的谷底，公民从未有过人生欢乐，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训练和作战。
可以断定，无论雅典还是斯巴达，都从未把对方当做真正的盟友，双方都希望统一希腊，唯我独尊，建立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帝国。
公元前431年，文明的雅典对不怎么文明的斯巴达率先动手，双方各自纠集一批城邦大打出手：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和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开始了一场耗时近30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
西方世界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雅典和斯巴达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了伯罗奔尼撒战争。
这么说的人，是白痴。
民主与战争根本毫无关系，雅典和斯巴达共存于一个地区，击溃对方就可以独霸希腊，才可以为城邦攫取最大利益。
雅典确实为后世留下很多美好想象，城邦公民将荣誉置于物质之上、生命价值置于物质之上……古罗马历史学者基托这样歌颂雅典：“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散发着贵族气质。”甚至到了罗马时代之后，奴隶主仍旧以拥有雅典籍奴隶为荣。
但是，雅典人还没有高尚到为了让斯巴达人过上同样的生活而发动了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目的，始终是希腊区域的霸权，是为雅典本土城邦攫取更多利益。
“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自由而战，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取而代之。”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雅典的目标很远大，但广大斯巴达人民是不会答应的。
在任何一个固定的时点，一个国家势力扩张，必然会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一旦拥有力量，注定想保持先发优势，就会使用各种手段将其他国家压制于现有利益分配格局之内。手段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产业分工。
其实，本质并没有区别，都是霸权和剥削，靠牺牲别人致富。比如，我们对西方开放了市场，西方却永远不会对我们放开核心技术。
当时的情况是，雅典大致只能产出本土所需农产品的1\/30，即使在丰收年份也不能满足自身对农产品的需求，支撑雅典经济的已经是酿酒、橄榄油和制陶业，而靠这些，雅典人是吃不饱的。加之希波战争几乎摧毁了雅典手工业，三、四等公民基本都成为战士，迅速恢复国力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战争和劫掠，何况此时雅典已经拥有了在希腊地区几乎无敌的海军，而斯巴达陆军战力则在希波战争中消耗过度。
雅典咄咄逼人的态势引起了斯巴达的担忧，看在自己未必打赢的份上，斯巴达开始奉行退让政策，为让雅典人放心，甚至表示自己不再修筑城墙。
斯巴达的忍让为雅典赢得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时间，也得益于雅典劳里昂地区的银矿，雅典统一了提洛同盟内部货币（即雅典自身的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