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经济学者、媒介研究学者，包括营销学理论家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概念”来标注这一文化模式的革新，但是大家彼此都共同承认的一点就是，那占着80%市场基数的、曾经是“沉默的绝大多数”的“草根阶层”“边缘群体”“弱势群体”一旦被市场的魔法唤醒，他们足以和精英群体相抗衡。
当那些长期被主流话语边缘化的绝大多数人开始拿起麦克风，开始占据一度被港台明星主宰的荧屏时，当我们身边的那些平凡的少男少女成为新的平民偶像时，当全民的狂欢被点燃时，我们看到了“沉默者”爆发的力量。
而当文化研究者对其文化颠覆意义评头论足的时候，当老百姓将话语的矛头对准那些幕后故事的时候，当新的偶像明星为民众用手机短信助自己成功而感动、哭泣的时候，我们忽视了这场狂欢背后的真正成功者是媒体，最大的赢家是媒体，是电信运营商，是广告赞助商，是这场文化事件的营销策划者。
这是一场营销学的革命。
以绝大多数消费群体的利益为基本诉求，是“尖刀营销”在新营销时代的一个重要法则。但是，我们无须为新的理论着陆点的发现而兴奋，因为其中的思想内涵毛泽东早就阐述得淋漓尽致了。
淡忘和忽视是思想前进的最大障碍。
如果“草根群体”反攻主流电视媒体所展现出来的市场力量还不足以令我们警醒的话，那么他们以博客、播客为开端，为互联网产业、网络游戏产业的诞生所贡献的力量就不得不让我们深思了。
什么是人民？人民就是普通大众，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狭隘的社会调查学者才会把他们分为三六九等。而在虚拟的网络世界中，一切身份标识都被抹除了。
中国革命的历史实践已经证明，毛泽东的思想对营销学的指导意义特别重要；今天的营销战争也证明，毛泽东的理论比西方学说更适合中国市场。西方营销学的定位理论引导着绝大多数企业去追求细分市场、高端市场，不断定位新的产品。而在中国，我们都忽视的一点就是，东方社会的人都讲“面子”，虚荣心、攀比心、炫耀心很强，所以人们在消费的时候往往会超越自己的收入、职业、阶层这些社会学区分，而去追求更为高端、更加时髦的消费。在社会地位上，大众也许比不过精英，但是在消费水平上，大众正在向精英看齐。
精英与大众的分野越来越模糊。
大众的革命力量更强。
谁赢得大众，谁就能赢得市场；谁能解决面子问题，谁就能赢得大众。
二、“小米加步枪”的动力来源：尖刀营销的情感导向
前面我们提到，洛阳一战，解放军俘虏了敌军师长邱行湘。邱行湘一开始把自己的失败归于国民党军配合不力、蒋介石指挥不当，然而在被押往看守所的途中，他无意中看到了足以摧毁以往所坚信的一切信念的景象。
“感情不能代替理智。邱行湘不能不在中国革命的洪流面前睁大眼睛：黄河北岸，如火如荼，数以万计的老百姓为解放军送运粮草弹药，鸡公车不绝于途；数以千计的民工为解放军修桥筑路，打夯声不绝于耳。这是成千上万的不穿军装的军队啊！
“邱行湘在心里惊呼：国民党将领总喜欢一口一个‘八百万’，殊不知共产党的军队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在军事力量的对比上，邱行湘的长期作战经验告诉他，兵力多少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不像有些国民党将领那样，提到共产党的打法时，总是以戏谑嘲笑的口吻，将集中优势兵力诬称为‘人海战术’。洛阳之战再一次告诉邱行湘，对付共产党的‘人海战术’的唯一办法是使用‘人洋战术’。但是，人从哪里来？真心实意地替国民党打仗的人从哪里来？”黄济人：《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国民党将领改造纪实》，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6年。
“小米加步枪”是中国老百姓都非常熟悉的一句话，共产党人就是在食不果腹的情况下，用落后的武器装备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可是，步枪能够打败飞机、大炮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民众的支持。
邱行湘第一次深刻地感觉到，“在中国社会里，地主比农民少”，而农民的革命热情一旦被唤醒，就会立刻变成“成千上万的不穿军装的军队”，武器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关键在于取得占据着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
毛泽东通过实践调查，成功地总结出了农民是革命主力军的结论，并通过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的根本利益。但是“目标群体”的成功选择只是革命胜利的第一步，关键还在于与农民群体进行情感沟通。只有与农民群体建立长期的、深层次的情感关系，才能一呼百应。
我们经常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中国老百姓用小推车推出来的，就像邱行湘所看到的那样，数以万计的老百姓用鸡公车为解放军送运粮草弹药。然而，如果只凭土地革命的暴力手段将田地分给农民，那还只是停留在功利性地拉拢收买层面。老百姓心甘情愿用肩挑肩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