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呐喊与个人偏狭：心性改变一切
【标签】银行章程 票号改革 李宏龄 新气象 穷途末路
1908年3月22日，一次决定山西票号兴衰的会议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山西会馆召开。这一天，山西票号北京分号的掌柜们都赶到这里，一方面公议清政府颁布的银行章程，一方面商议票号改革事宜。
作为山西汇业公会的领袖，李宏龄既是这次会议的召集者，又是会议的实际主持人。本次会议还特邀了曾是祁县首富家族的渠本翘参加。据《清稗类钞》记载，渠氏资产为白银三四百万两，是祁帮商人中资财最大的一户。渠氏经营的茶庄“长裕川”声名卓著，票号“三晋源”汇通天下。渠本翘是一位胆识、开明兼具的人物，他与父亲不和，长期住在外公家读书，这让他成为这个家族乃至山西票业的一个另类。
就渠本翘本人来说，他有学识，是晋商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1892年考中进士；有眼界，当过清政府驻横滨的领事；有威望，捐助过山西省立女校，1906年领导过山西赎矿运动；有资历，接办过官办的山西火柴局，创办了山西第一家近代民族工业企业双福火柴公司。
从东家的财势来说，如果说祁县渠家票号与平遥侯家票号不分伯仲的话，那么山西票商要组建银行，总经理的人选最可能在这两个家族及其职业经理人团队中产生。侯家全权委托职业经理人毛鸿瀚管理，渠家则自己培养出了一个渠本翘。如果拿这两个人来做对比的话，毛鸿瀚才浅志疏、迟钝褊狭，显然占据下风。尽管李宏龄是毛鸿瀚的下属，但他的倾向和态度也很明朗，就是要推选最理想的人选。
祁县、太谷、平遥三地票号京庄的经理们一致同意合组“三晋汇业银行”，并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第二天，一封由北京发出的绝密信件寄到了所有山西票号的总号、分号：
敬启者，我晋向以善贾驰名中外，汇业一项尤为晋商特色。近百年来各业凋零，而晋人生计未尽绝者，独赖汇业撑柱其间……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
这封信还提出了开办银行的具体章程，首先，每家出资“三五万两”白银，组成500万两白银的资本。其次，新成立的银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聘请渠本翘为总经理。再次，新银行不再实行票号的信誉贷款制度，而采取抵押贷款的方式。最后，新银行作为各票号的后盾与清政府开办的通商、大清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展开全面竞争。
但山西票号总部再次对改组的建议予以回绝，“老号诸执事，泄泄沓沓，大梦未醒，问以时事之变迁，商务之消长，皆似隔靴搔痒，于已无关”。期间，由浙商投资的兴业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先后于1907年和1909年成立。
国内政治及经济领域已经积蓄的新气象，让地处内陆腹地的山西票号总部的大掌柜们，难以感同身受。李宏龄并没有因此放弃，这是他最为难能可贵之处。他随即向山西票号驻各地的20多个分号致电，阐明利害，以求响应。对此，李宏龄向总部老帮们甚至向东家发信：
方今时局，日新一日，情形迥非昔比。方今学界官界，皆派人出洋考察，唯商界并无此举，而京城、天津、上海、汉口数处不可不往。火车、火船往来甚便，亦不甚辛苦，不过往返数日，细思有利无弊。
山西票号有个约定俗成的规定：驻外分号掌柜不得直接面见财东，财东不能轻易干涉号务。李宏龄原以为执事者没有与东家商讨，就不惜越级上书票号东家侯崇基，结果东家竟以“号中之事须由执事做主，我不便吩咐”为由，把李宏龄挡了回来。
外界的动荡、时局的变幻莫测和来自商业领域的喧嚣与天顺堡的宁静无为以及薰堡追求的通达和谐，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山西平遥、太谷、祁县显赫结实的老宅子，无形中成为山西大本营的东家和大掌柜故步自封、视野禁锢的一堵围墙。
关于成立银行的人心向背已经非常明了，但毛鸿瀚作出了一个可以说是断送了整个山西票号业前途的决定，他对各分号说：“银行之议，系李某自谋发财耳！如各埠再来函劝，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
毛鸿翙试图搬开雷履泰时，才36岁。1908年李宏龄力主成立银行时，已是61岁。对于自己苦口婆心、连篇累牍换来这样的结果，李宏龄在10年后仍用 “如冷水浇背，不得不闭口结舌”来形容自己当时听到这番话后的情形。辛亥革命后，李宏龄回乡开杂货铺为生，这个强势且坚忍的职业经理人，最终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眼睁睁地看着山西票号如自己所言地走向了“恐再迟数年，虽欲立而不得”的宿命。
“深藏不露、严守机密”是山西票号业宣扬的职业操守和美德。晚年，李宏龄打破了这条行规，自费印刷出版了《同舟忠告》和《山西票号成败记》两本书，比较完整地记录了清末民初山西票号的兴衰得失。
毛家是贯穿山西票号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