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票号第四次失去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但这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第五次落空。
日升昌倒闭与山西商帮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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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连毛鸿瀚也站出来要成立银行的1912年，李宏龄又发了一番并非危言耸听的话。他说，如果成立银行，或可救数年后不可设想之票帮，而一旦票号空虚的事情为世人所知，形势则会急转直下，“号事则为元丰玖，老总则为王康侯”。意思是说，再发展下去，山西票号业及经理人的下场，就如同倒闭的元丰玖及其被传唤的老总王康侯。
他担忧的事情，旋即而至。日升昌的倒闭是一个标志性事件。从光绪末年（1908年）起，日升昌东家李氏的商号、票号、钱庄都已经出现亏赔。到1913年，山西14家最主要的票号，被拖欠的债权达3 100多万两白银。其中，日升昌17个分号中债权近300万两白银。
票号追讨欠款和储户追账，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辛亥革命后，因兵匪的劫掠和纸币的贬值，票号亏赔更加严重，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的损失尤为严重。储户存钱催逼甚急，广西军政府甚至端着步枪冲进日升昌的票号，强行提走10万两前清官银。清室贵族的放款很多因此打了水漂，有的债主便直接逼账到李家家门。
主持李家商号的李五峰，就把家里藏的许多财物寄放到了内兄赵鸿猷家中，自己也躲藏起来不见人。后来，逼债的风势减弱，李五峰便向赵氏索取寄存财物，不想赵氏抵赖不承认有寄存一事。李五峰气急败坏，欲到衙门告状，又怕招来债主逼债，不得已只好忍气吞声，吃了暗亏，这也让李家雪上加霜。
日升昌票号和那个曾经开创了海外开设分号纪元的合盛元票号是一对“相与”（生意伙伴），数十年风雨同舟，和衷共济，但这种“相与”在1912年的挤兑中搁浅了，北京地方检察厅扣押了其京号经理，这个经理被具保后无力清偿债务，一时仓皇，便逃回了祁县总号。此时日升昌在全国的19个总分号，存款额近296万两白银，放款额约为343万两白银。放款收不回，存款要本利返还，日升昌多少已经力有不逮。
1914年的秋天，检察厅向担保人日升昌北京分号经理侯垣索人。一方面是各债主的追讨，一方面是检察厅的追逼，侯垣和伙友竟也携账本连夜返回平遥。一味的逃避加剧了债权人的恐慌，日升昌北京分号被查封，北京地方审判厅致函平遥县知事，令查封日升昌平遥总号和东家财产，并迅速派人携带该号账簿到京清理号事。时任日升昌总号经理的郭树柄藏身躲避，财东李五典、李五峰被关押。
值此危急关头，已经离号的曾经的二掌柜梁怀文携带伙友，奔赴北京，到审判厅报到，开始清理号事。他开诚布公，周旋于众债权人、商会及北京审判厅、检察厅、司法部之间，很快取得各方的谅解和信任。1915年，司法部宣告日升昌破产，农商部通饬全国各地商会知照办理，日升昌一败涂地。
1915年3月出版的《大公报》对此报道说：
彼巍巍灿烂之华屋，无不铁扉双锁，黯然失色。门前双眼怒突之小狮，一似泪水涔涔下，欲作河南之吼，代主人鸣其不平。前月北京所宣传倒闭之日升昌，其本店耸立其间，门前尚悬日升昌金字招牌，闻其主人已宣告破产，由法院捕其来京矣。
经梁怀文与债权人协商，72名债权代表向司法部请求暂免日升昌破产，让它以收账还债。之后，日升昌的债权从1914年10月的多于204万两白银减到1921年2月的170万两白银。1922年，在296户日升昌债权人中，293户赞成日升昌复业，之后获准，日升昌不再受京师地方审判厅之节制。李姓财东不再为专一股东，债权人也成为股东，保留日升昌招牌，仍由梁怀文负责经营票号业务，此后分号只有北京、天津等地，其余全部收撤。
但到1932年，清理无望的日升昌票号最终还是歇业了，部分伙友利用日升昌的牌号改营钱庄。1948年，日升昌钱庄停业。至此，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历经100多年跌宕起伏之后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日升昌票号的后门旁建有一堵挡风墙，当年雷履泰每天都从这里进出。在修建这堵墙时，墙内嵌入了铁片和铜钱，有取“铜墙铁壁”之喻。雷履泰老骥伏枥，志向不小，但世易时移，一切都随风消散。
在中国票号史上曾诞生过51家票号，山西占绝对大头，有43家，其中平遥占22家。到民国初年，上海的票号尚有20多家，其中祁县帮有大盛川、大德通、合盛元、存义公、三晋源、大德恒6家；平遥帮有蔚泰厚、蔚丰厚、百川通、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