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形成，雷履泰就劝财东改组西裕成为票号，获准。
票号的要旨，在于异地汇兑和存贷，因此，扩大汇兑市场和范围至关重要。在雷履泰的主持下，日升昌很快就把异地汇兑业务由“北京—平遥—汉口”扩展到了全国。不几年，分号就达上百处，遍及天津、张家口、苏州、上海、厦门、广州、桂林、重庆、长沙等35个城市。
从中国金融行业百年发展的历程来看，中国票号创始人这个身份，足以让雷履泰获得“中国金融业百年最具影响力人物”的称号。
1840年，雷履泰70岁寿诞，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送了一块匾额，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这种分量的评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明清中国商帮发展的前几百年中，独占鳌头的山西商人灿若群星，但从来没有哪一个商人或职业经理人获得过如此高的荣耀。
雷履泰的首创票号之功，将山西商人的主体从盐商、外贸商人更进一步推进到了民营金融领域。他开创了一个让晋商更具核心竞争力的行业，并将山西商帮推向了辉煌500年的巅峰。
日升昌也因此成为清朝票号业的“黄埔军校”。蔚家五联号总掌柜毛鸿翙、范凝晋，协同庆票号掌柜陈平远、百川通首任经理武大德、广西银行总经理王治臣等，都出自日升昌。
群商闪烁：百年商业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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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来，除了荣氏兄弟和一些老字号以外，中国家族企业传承至今的屈指可数，但在山西外贸商人群体里，整个家族从商超过百年者，比比皆是。
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的创办者平遥李氏家族，从颜料转行票号算起，家业承沿超过110年。介休常氏家族事业，从乾隆（1736~1795）时期从事贸易发家算起，到清末民初已有200多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氏家族，从乾隆初年（1376年）出外谋生，到1952年才结束全部产业；旅蒙第一大商号大盛魁从1700年开始，一直做到1929年；1736年，山西汾阳商人王庭荣在张家口设立了祥发永账局，一直存续到民国初期，三者都传承了200多年。
清朝百年商业家族的群现，绝非偶然。为什么山西外贸商人百年商业家族如此之多？一句话，这得益于北部边疆的安宁以及恰克图的对外开放政策。
至清光绪年间，清政府在三座塔设置了朝阳县。此时曹家生意经营范围由豆腐、养猪、酿酒、杂货发展到了典当、日用百货等。极盛时，曹家的商号遍及东北、华北、西北及华中各大城市，并远到蒙古和俄国的西伯利亚、莫斯科，资本总额达到白银1 000万两，传世24代，历经300余年。
太谷人王相卿和祁县人史大学、张杰，这三位走西口的山西人，创造了中国贸易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他们所成立的大盛魁商号成为清朝山西人开办的对蒙贸易的最大商号，极盛时有员工六七千人，商队骆驼近2万头。到清嘉庆初年（1796年），大盛魁已发展成为称雄塞外蒙古市场的垄断性大商号。清同治到光绪初年，大盛魁到达极盛，积累了2 000万两银子，每年贸易金额达900万~1 000万两银子。1690~1696年，清军三次征讨葛尔丹，他们是跟随三路大军中的西路军西行北上的。
由于要深入漠北不毛之地作战，粮食等军需供应是一大问题，清政府就准允商人随军贸易。王相卿等三人就是随军贸易中的三个肩挑小贩。王相卿善于统筹管理，史大学精于算计，张杰则是马贼出身，敢说敢做，三人搭档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团队。清兵击溃葛尔丹后，主力部队移驻大青山，三人便在杀虎口开了个商号“吉盛堂”。
王相卿和另两个年轻人一起，用扁担挑着货物到各个军队的帐篷里出售。一开始，商品包括烟草、食品和茶叶，但是生意并不是很景气，与乔贵发（乔氏家族创始人）早先一样，两个年轻人就回到了家乡，只有王相卿在坚守。王相卿从蒙古人那里购买牲口和肉，在熟悉游牧民族的社交习惯的同时，也逐渐学会了蒙古语，这成为日后他在大草原上做成生意的先决条件。
战争结束后，原来充做汉蒙交易市场的马市因为江山的一统和安定而没有了存在的必要。费扬古的部队驻扎在漠西蒙古的乌里雅苏台，这个地方成为蒙古的满洲军队的前营，后营则在科布多。之后，有关王相卿跟着清军来到乌里雅苏台发迹的故事充满了传奇色彩。
据说一个蒙古王公的女儿生了重病，濒临死亡。王相卿给她服用了一帖珍贵中药“龟灵集”，这是一种源自山西的珍稀秘方，救了这位小姐一命。为了报答救命之恩，这位蒙古王公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王相卿的第三个儿子，王相卿的商业贸易网络随之便无限量地发展起来，尽管康熙（1662~1722）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人制定了严格的贸易禁令，譬如，旅蒙商人赴蒙贸易必须向主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或归化城将军、察哈尔都统、多伦同知衙门批准，领取部票（亦称龙票），才可去指定的蒙旗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