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泽（大馆圩和西肠圩两处），浙江杭州，上海（一个山西会馆，一个汇业公所），四川自贡，重庆等地建有山西会馆。
可以看出，晋商较为强势的区域在辽宁、河北、山东、河南，安徽与江苏等区域势力略次之。在商品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杭地区，康熙皇帝巡视后甚至感叹说：“今朕行历吴越州郡，查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
不仅如此，山西商人还在湖南湘潭联合陕豫鲁冀四省商人共同建造了北五省会馆（1665年），但在合建会馆中，山西商人与陕西商人合作最多。在明朝盐商中，陕西商人也是一支劲旅。它几乎与山西商人一道受益于边区的经济和屯田政策。与晋商一样，陕西商人的经营领域并不局限于盐，其经营区域以泾阳、三原为中心，重点辐射西北及川、黔等西南地区，又被称为秦商或关陕商人。
黄河由北而南，将陕西和山西隔开。陕西的渭水由西向东在潼关汇入黄河，山西的汾河由北向南在河津汇入黄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两地即有“秦晋之好”的故事流传。到明朝，从山西的永宁、太平、蒲州渡河可以分别到达陕西的米脂、三原、同州，通过咸阳的水陆码头经渭水也可直达山西。山西的炭、铁、枣、酒等被晋商“车推舟载，日贩于秦”，而山西的平阳、蒲州、解州、汾州等地，因人稠地狭，粮食“向赖陕省商贩”。
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陕商在两淮盐业贸易中比晋商更有优势。这不是因为陕商掌握的资源更多，而是因为他们的商业兴趣范围较之晋商更为有限，所以，明朝后期，支配北方盐业贸易的是陕商，而徽商则支配着南方的商业。用明朝谢肇淛的话说，陕商“财富胜于徽商”。
明朝著名科学家、《天工开物》的作者宋应星（1587~1661）也曾说过：“商之有本者，大抵属秦、晋与徽郡三方之人。”陕商被排在三帮之首，应不是无中生有之事。在明清众多陕西巨商中，渭南孝义镇的赵家可算是首屈一指。清末著名小说《官场现形记》开头就是从孝义镇赵家的一个子孙中状元写起，以赵家为代表的陕商当时在全国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陕西商人的传统强势区域在西北和西南。他们在新疆建有陕西会馆，在甘肃康县与甘肃商人共建了陕甘会馆。四川堪称陕商的大后方。以盐与茶搭台，陕商建有成都历史上最早的会馆（1663年建立，后为大火所烧）。康熙年间，外省商贾尚无力修建会馆，陕西会馆一度是成都城区唯一的会馆。雍正（1723~1735）、乾隆（1736~1795）年间以后，外省会馆才如雨后春笋般冒出，譬如1756年修建的山西会馆和江西会馆，1768年的贵州馆街和湖广会馆。除此之外，陕西人还在四川安县、叙永、双流、绵竹、什邡、雅安、阆中、自贡等地建立了会馆。
1376年明政府在陕西设置布政司，管辖陕、甘、宁、内蒙古河套及青海西宁等地，到了1666年，清政府又将甘肃、西宁、宁夏从陕西省分出，由甘肃管理。此时的甘肃及同样与山陕两省毗邻的河南，成为山陕商人联手开拓的重点市场。湖北则是两省商人共同扩大市场影响的另一区域。作为两省商人传统友谊的象征，山陕商人在不同的区域建造了很多山陕会馆。从地图上来看，两省商人联建的会馆，总体呈现一个“术”字形。
一横即是从西向东所涉及的区域，依次是：青海西宁，甘肃临夏、古浪县土门镇和大靖镇、兰州山字石、皋兰、榆中、景泰、定西、甘谷、天水，陕西监军镇，河南洛阳、开封，山东聊城。
由南向北沿线是一竖，分别是：山西临汾浮山，河南新乡辉县、许昌八里桥、平顶山郏县、周口（1681年沙河南岸会馆，1693年沙河北岸会馆）、漯河舞阳北舞渡、南阳社旗、唐河、驻马店泌阳和正阳，湖北随州、孝感安陆、汉口（汉口山陕会馆是规模最大的会馆）、荆门钟祥、宜昌当阳、沙市（今荆州）及荆州公安、江陵、石首，广东广州、佛山。
向左那一撇沿线是：河南洛阳伊川、洛宁县老城街，南阳淅川县紫荆关镇、邓州，湖北十堰市陨西、襄樊老河口光化，四川宜阳、灌县（今都江堰市，后与湖广等组成七省会馆）、温江、康定、西昌、会理，云南省晋宁县。向右那一捺是：安徽亳州、芜湖，江苏扬州，福建福州。那一点则是河北张家口阳原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