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被辟为驿路（元朝建立后，在全国设立了1 500多处驿站，当时的张库大道还处于默默无闻阶段）。
之后，八大皇商在形式上垄断了对蒙俄的商贸往来。除经营河东、长芦盐业外，范永斗还垄断了东北乌苏里、绥芬等地的人参等贵重药材的市场，由此又被民间称为“参商”。
从乾隆三年（1738年）开始，因国产铜不堪铸钱的需要，清政府就派商人去日本贩铜。铜商有官商和民商之分，官商所贩之铜全部上缴国家铸钱。民商所贩之铜，六成上缴国家，四成可由民商在市场上销售。
当时国内有两个红铜市场，一是汉口的滇铜市场，一是苏杭的进口铜市场。范氏后代范毓及另一位晋商刘光晟等，就是在这期间成为铜商的。大约在1764年以前，全国共有贩铜船15艘，作为官商的范氏家族占3艘。1766年以后，范氏的船增加到7艘，年贩铜140万斤。
1721~1748年，范毓多次为康熙、乾隆西征准噶尔承运军粮。在此过程中，因多种原因，范氏家庭拖欠户部很多钱，贩铜是清政府提供给范家抵折欠款的一次补过机会，但范家最终因难以弥补负债而于1783年被抄家。
直到1691年，在蒙古众多贵族、王公和上层喇嘛们的请求下，康熙帝才允许更多汉商进入草原，从而结束了八大皇商一统天下的局面，于是就有了榆次车辋村常氏来到这里开铺的事。
山西贸易商人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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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是唯一一个与蒙古有着漫长的商业贸易交往的区域。从山西人所活跃的北部边疆范围来看，从祁连山以东到北京以西的泛长城周边地带，是一个泛山西化地区，这也是由山西的位置及其商业力量决定的。
山西贸易商人是一个草根群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出身草根，因家境拮据，或遭遇灾荒饥馑外出谋求生路，或受雇作佣，而成贩夫走卒。
马市中的茶马互市与中俄茶叶贸易具有承接关系，但山西在明朝已经有所积累的盐商与清朝中期外贸商人之间基本没有传承。尽管如此，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那就是他们都与走西口、走东口有着一定的渊源。换句话说，盐商与外贸商人都是走西口、走东口的山西商民中的一部分。
在明朝，走东西两口首先源自戍边军屯和纳粮中盐的国家需要，其次才是为了生计；在清初，边民已经没有了烽火连天、号角长鸣的忧患，维持生计上升到第一位。虽然有此差别，但两个时代商民“春来秋走”的候鸟式生存方式，以及风餐露宿的艰辛，是一脉相承的，此间建立和积累的对不同区域风土人情的了解、对区域间商品需求的发现与认识，以及由此建立的对商业机会的敏感，无形中成为山西商民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的一笔财富。
清朝统一内外蒙古后，长城不再是蒙汉往来的屏障，没有了蒙古各部落大军骚扰之虞，军屯和中盐已没有如明朝那时的迫切和必要，所以盐商风光不再，外贸商人则在一个安定祥和的环境中乘势而起。
山西外贸商人由东口商、西口商和对俄罗斯贸易商人三大块组成。东口商是在张家口或从张家口出走东北而发家的山西商人，他们的足迹遍及今辽宁朝阳、沈阳（时称奉天）、营口，内蒙古多伦、呼伦贝尔和黑龙江齐齐哈尔。前期代表人物是清初被清政府册封为皇商的范永斗等8人，他们以张家口为大本营，承接了女真族首领从辽东远道而来的物物贸易，这一时期的晋商具有外贸走私性质。后期代表人物是榆次常家和太谷曹家，他们分别在张家口和辽宁朝阳城发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