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个假设并未成真。
美国中产阶级的崛起基本与政府干预无关。按通货膨胀调整后的税后不变价格考虑，福特汽车公司工人在1915年的收入（尚无政府或工会组织对工资实施干预）相当于2010年的两倍。工资增长和价格下降的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是因为某些政府或工会组织的强制性法令。当然，中产阶级的繁荣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达到巅峰，也并非政府再分配政策使然，这些政策带来的更多是破坏力。
另外，拥有伟大理想、高举公平与正义大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确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但是，政治精英对学术界的统治、无休无止的5年工业发展规划、声势浩大的异己思想整风运动、为推进生产和效率而展开的社会重建、异己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安置以及根深蒂固的权力中心，使得国家根本就无心也无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让人们感受到一种欧洲中世纪的阴沉氛围。
在走过了70年充满曲折、艰辛和非议的社会道路之后，苏联解体。作为世界上最经久耐用的冲锋枪，米哈伊尔·卡拉什尼科夫在1947年设计制造的“AK-47”成为苏联对现代工业生产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丝毫不是什么巧合。
挥霍财富，赶走富人
“二战”后的形势让美国成为最大的受益者。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工业大国，这样的天赐良机让美国制造业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里称霸全球。此外，美国还拥有世界最重要的储备货币，这就让美国政府在管理赤字以及负债时居高临下，在财政上享有了不可动摇的主导力。遗憾的是，在随后的60多年时间里，这些优势却一步步地化为乌有。
诚然，以自由市场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为所有人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些人还是占得了先机。贡献最多的人，受益也最多。但本能的妒忌再加上少数居心叵测又“德高望重”的学者和唯恐天下不乱的政治家又蠢蠢欲动地搬出财富重新分配论与福利国家论，他们口口声声地声称，这些政策会让雇员和消费者受用无穷，而成本则依赖于向富人征税。
1944年，所得税的边际税率已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94%，1946~1963年，这一税率始终徘徊于82%~91%，并最终回落到70%，并一直维持到1980年。尽管当前联邦政府的封顶税率“只有”35%（如考虑医保税，实际的最高税率将达到37.9%，如进一步考虑当时尚未实行的州所得税，最高税率将会更高），但也正是这个事实才促使“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认为：当前问题的根源就在于这种税收上的变化。在他们看来，20世纪50年代，经济形势之所以令人振奋，贫富差距之所以微不足道，原因就在于对富人征税较多。
这种再分配论有很多缺陷，其中之一就是它遗漏了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1913年之前的那段时间，当时，富人根本无须缴纳所得税。19世纪，穷人和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改善速度明显快于20世纪，而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税收、再分配政策和美联储的出现。
此外，它还忽略了另一个现实：尽管以前的边际税率更低，但自由度较高的税法却为抵减应税收入提供了更大空间。因此，对大多数美国纳税人来说，尽管边际税率较高，但以前的有效税率实际上略低于现在。
另一个深受左派势力推崇的观点是，富人成功的原因就在于中低收入劳动者承担了政府服务的成本。哈佛大学法学教授伊丽莎白·沃伦在2012年美国参议院竞选中的演说让这种观点深得人心，她认为，如果没有公路、学校、基础设施、警察局以及社会安全网等各种各样由纳税人付费的社会体系，富人根本就不可能心无旁骛地积累财富。因此，他们还欠社会一份债，而且只有通过提高税收的形式，他们才能偿还这笔债。
尽管富人在赚取财富时也会通过提供产品、服务和就业机会造福社会，但是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政府政策显然是站不住脚的。诚然，通过维护法律尊严、强制居民履行契约以及维护私有产权等方式，政府确实创造了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社会氛围，但这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自共和政体创立以来就一向如此，而且政府提供这些服务的成本是非常有限的。大多数富有美国人的财富积累与政府角色的扩大无关，而不是因之而来。
历史才是最有说服力的，它告诉我们，在推行“新政”和“伟大社会”政策之前的美国，创造和积累财富远比此后容易得多。在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30个人中（按不变美元价值衡量），只有3个人出生于20世纪，他们是萨姆·沃尔顿、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而在这3个人中，又只有比尔·盖茨一个人出生于“二战”之后。其他27个人均出生于南北战争时期。实际上，最伟大的美国财富创造史出现于19世纪，那时的美国政府也是历史上规模最小的美国政府。因此，这三个人的财富并非来自于对社会的榨取，而是通过改善其美国同胞的生活，他们让美国人以更高的效率拥有更多石油、铁路和钢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