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彩票的中奖概率远低于任何赌场，而且它吸引穷人的数量是赌场所不能及的。而彩票的经营者恰是禁止或是严格限制赌博的政府。在一个自由的赌博市场里，竞争压力会压低赌场的收益，但是州政府经营的彩票大多属于垄断业务，因而毫无竞争压力。
目前，州政府在将私营赌场宣布为违法的同时，却在经营着自己的赌博业，而且这种赌博由政府一手操纵。我的立场是采取相反对策：让私营赌博业合法化（但还是禁止青少年参与赌博），并终止一切由政府经营的彩票业。
婚姻与生育
一个职责清晰、权限明确、收放得体的政府应尽可能减少对个人生活的干预，即便是必须有政府参与的事情，也应尽可能实行本地化，减小其影响范围。
过去10年，同性婚姻一直饱受争议，无论是联邦法律、法庭判例还是宪法修正案都曾聚焦于此。不过，纵观美国法律的历史，婚姻始终属于州政府的管辖范围，因此同性婚姻依旧应由州政府管辖。
目前，部分支持同性恋者的人士呼吁各州允许同性恋者结婚，但某些反对者则寻求通过宪法修订将同性婚姻统一规定为违法行为。在这个问题上，联邦制依旧是一个可行方案。
假如你恰巧是同性恋者且想结婚，那么你可以搬到大多数人接受同性婚姻的州，因为在那里，同性婚姻已被规定为合法行为。如果你认为同性婚姻难以忍受，让你深恶痛绝，而且坚决不愿意在认同同性婚姻的地方养育子女或从业经商，那么你可以搬到将婚姻严格限制于异性之间的州。
联邦政府不应强迫任何一个州接受其他州的婚姻法，否则无异于用联邦法律直接约束同性婚姻。宪法要求各州必须“充分信任”其他州的“政策行为”。国会可以规定，每个州都必须认可与婚姻相关的一切契约权，如遗产和财产共有等权利，但这显然不等于把这种联合视为“婚姻”，或者说，这种契合不等于法律上的婚姻。
就联邦政府而言，合法婚姻的最大效应体现于税法，包括：夫妻是否可共同起诉？一方去世时可否将财产免税交予另一方？在第六章，我曾提出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应对这些问题：废除遗产税和所得税。如果做到这一点，同性婚姻也成了无足挂齿的小事。
堕胎则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如果不运用策略、豁达一点儿，就很难真正解决这个问题。生命由何而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即便是最缺乏责任心的政府也应承担起保护无辜生命的责任。胎儿是否可以视为人呢？胚胎又算不算人呢？杀死一个囊胚算不算杀人呢？
我认为，最符合逻辑的标准就是生命力。婴儿何时才能在子宫以外的环境中生存呢？但我们都知道，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这个标准也是动态的。2007年，医生曾成功地让一个在母体内仅22周的婴儿活了下来，现在这个女孩已经是健康的小学生。
在这个婴儿离开母体后，医生本可以让她自生自灭，但这显然有违道德准则，因为这就等于医院在本可施救的情况下选择袖手旁观，最终让车祸受害者自生自灭。无论母亲是否想留住这个小生命，无论这个小生命在母体内40周还是仅22周，都不能改变医生应遵循的道德准则。
因此，只要婴儿在子宫以外能够生存，即便尚需要医疗手段，就应看作有生命的人。的确，这个小家伙还需要依赖母亲的哺育，但依赖于他人才能生存并不等于说他尚不属于人类。如果一个人只能依靠呼吸机活下去，那么一刀结束其性命不是会结束他的痛苦吗？这和晚期堕胎没有任何区别。
我认为，除非是为了挽救母亲的生命，否则应该将妊娠晚期的堕胎定义为违法。当然，这同样是一个应由州政府管辖的问题。联邦政府可以允许某些州将所有堕胎行为规定为非法，而其他州也可以对此不加任何限制，还有一些州可以规定青少年堕胎必须征得其父母同意。
要将堕胎监管权下放到州政府，首先需要摆脱罗伊诉韦德案（Roe v.Wade）的影响。在竞选参议员时，我曾称自己支持人工流产，反对罗伊限制堕胎的主张。这似乎让媒体感到困惑，但他们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两种说法的细微差别。
从堕胎所需要的联邦政府资金来源角度看，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应该允许堕胎。当然，对于因为道义而反对堕胎的人来说，当政府把从他们手中拿走的税收用于在他们看来无异于谋杀的过程时，他们当然有权义愤填膺。但是，不管你个人如何看待堕胎，强迫反对堕胎的人为他人接受堕胎而埋单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民主党喜欢将该判例标榜为里程碑式的事件，称罗伊代表了美国民权运动的一次辉煌胜利，但每个诚实的学者都不得不承认它更意味着司法激进主义的登峰造极。司法界在意识形态上显然倾向于维护堕胎权，为此，他们杜撰出一些符合宪法精神的隐私权，而这些隐私权本身就包括在孕期的任何时刻都享有堕胎权。鉴于多数人认为这是一种基本权，法庭对州政府制定的大多数限制堕胎措施予以否定。尽管罗伊所呼吁的某些堕胎保护权已得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