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我也能这样回答自己的客户：你为什么要关心我收你多少钱呢？别人会替你埋单的！
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价格敏感度的降低只能带来需求的增加和价格的提高。
设想一下：如果政府对杂货店采取与医疗保险相同的税收及补贴政策，尽管雇主会减少你的薪酬，但为你提供了一张可以在所有杂货店兑现的预付证明。杂货店不会标明商品价格，因为它对你已经不重要了。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挑选自己喜欢的商品，而且可以不考虑数量，尽管你可能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东西。当价格疯涨并进入失控状态时，政府就会宣称食品危机已全面到来，然后便会不失时机地提出以加强政府干预为出路。
政府干预对食品市场毫无意义，对医疗服务市场同样无济于事。
对保险商的监管
推动成本上涨的力量不仅有医疗保险税收政策为保险商提供的补贴，还有政府对保险商的监管。
依照州政府及联邦政府法律，保险商的经营范围严格限于准许业务和法定业务。
大多数州都会对保险商必须承保对象的类型和程序做出明确规定。这些法律大多体现为患者保护法：保险商不能因为心理疾病而拒绝承保。但他们实际上在剥夺消费者的选择。
我们可以换另一种方式诠释这些规定：绝对不能购买为未对心理疾病承保的医疗保险。如果你想购买一份车祸险，就必须同时购买一份承保受孕治疗的保险。
这相当于让所有想购买汽车的人都必须购买配置电动车窗和环绕立体声的汽车。美国国会可以规定：“汽车经销商不得拒绝为汽车购买者提供电动车窗和环绕立体声。”对于每个只想在城里舒适驾乘的人来说，他们的“权利”一文不值。
这些监管同样源自诡辩。有些人可能对医疗有特殊需求，比如接受试管婴儿手术的人，他们自然会鼓吹将此纳入承保范围。（当然，这种医疗服务的提供者也会为此摇旗呐喊。）
而结果就是人们不得不为他们并不需要的东西埋单。那么假如你有六个孩子，而且根本不需要试管婴儿手术，又会如何呢？你依旧要为承保该手术的保险支付保费。如果你根本就不想要孩子呢？道理是一样的。假如你想多要几个孩子呢？你或许还需要为承保计划生育的保险付费。
这些强制性保险会带来两个方面的浪费：首先，人们不得不为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的保险承担费用；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人们最终会陷入过度保险。一旦你拥有某个物品的保险，那么消费这种物品的成本就会很低，甚至是无成本的。因此，强制性保险必然催生更多的医疗服务消费，进而推高医疗服务成本。
原本是由州政府制定个人医疗保险计划的监管规则，但“奥巴马医保法案”的监管范围则覆盖了所有类型的保险计划。
还有一项规定会缩小可选范围并增加医疗保险的保费，即凡涉及处方药的医疗保险计划须同时承担节育（无共同支付，无税收扣除）费用及其他家庭生育控制计划的福利补贴。尽管由此带来的政治风波基本只限于州政府与教派之间的冲突，尤其是涉及此方面的天主教派，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政府根本无权要求任何人提供免费节育，而且这种要求本身只会推高保费。原因很简单，如果是非自费，就会有更多女性选择价格高昂的节育措施。在无须考虑价格的情况下，女性当然会在现有方案中选择价格最高的方案。事实上，即便是那些根本就不需要节育的女性也不会甘于落后，在网上卖掉不需要的东西，购买其他更有创意的非节育产品。
奥巴马总统称这项法令将有助于所有女性接受节育措施。事实是，那些由雇主提供医疗保险的在职女性已经可以享受免费节育措施。现在，奥巴马的“免费”节育却让她们不得不为这种权利付出更大的代价，表现为保费的上涨和工资的减少。
“奥巴马医保法案”：因为小政府不会添大乱
每当政府搞砸经济时，我们都会看到，它不仅不会就此收手，反而会变本加厉。“奥巴马医保法案”就是发生在眼前的最好例证。
政府对医疗服务制度的干预彻底扰乱了该制度，而奥巴马则认为美国民众需要的就是让政府更多地对医疗服务制度实施干预。
而“奥巴马医保法案”对保险行业的监管甚至让整个行业付出了巨大代价。最重要的是，这项法案禁止保险商因年龄、健康状况或既往病史对客户采取歧视性待遇。换句话说，保险商必须接受所有保险申请人，对年老体弱者收取的保费水平不得高于健康的年轻人，且不得因既往身体状况而拒绝承保。
一个病人不能为自己所患的疾病购买医疗保险，这听起来的确令人费解，如果想想保险行业的基本逻辑，你或许就不会这么想了。如果对财产险也采取相同政策，你可以在自家房子着火时拨通保险商的电话，申请一份火灾保险。按照同样的逻辑，你还可以在遭遇车祸之后为汽车维修购买一份保险。
没有人会平白无故地买保险，但是如果没人购买保险的话，保险商理赔的钱又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