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数人来讲或许有点儿激进，最理想的替代方案就是终止公立学校对教育资源的垄断。我们需要消除它们不受约束的吸金能力，让它们与私立学校公平地竞争纳税人的钱。
我的计划是这样的：如果一个学区对每个学生的平均开支为1万美元，那么可以设定一个比例（比如50%或75%），如果父母决定让孩子退出公立学校，那么他们就有权获得代表这笔钱的代金券（当然是由纳税人出资）。这将是一种双赢对策。一方面，它可以为纳税人省钱，因为在这种制度安排下，他们只需承担以往教育经费的50%或是75%。父母和学生也是受益者，因为他们现在可以有所选择。公立学校依旧可以维持原有的人均开支水平。
如果所有家长都能享受这种教育代金券政策，他们也就拥有了体验高质量教育的资源。而这又会激发更多上述提到过的竞争与创新。与此同时，它也为公立学校提供了发展的压力和动力。
为了让私立学校也能面对真正的价格竞争，我们还可以让家长用剩余的代金券为孩子创建一个特殊储蓄账户。这个账户中的资金既可用来补充未来代金券的不足，也可用于支付孩子的大学学费，或是干脆在他们毕业或达到某个特定年龄（比如21岁）时一次性提现。在此期间，这笔钱可以为持有者带来利息收益，父母也可以用这笔钱进行以孩子为受益人的投资，还可以用这笔钱创办公司，即便是放在银行里，也能让孩子们在成年时拥有一笔现金存款，而不是给他们留下一笔信用卡债务。这种思想终将给学校带来压力，激励他们以最低的成本提供最佳的教育。随着教育成本的降低，教育代金券的金额也会随之减少，这就可以为纳税人留下更多的储蓄，其中当然包括接受代金券的纳税人。
此外，外界压力也必然会迫使公立学校大幅提高教学质量，削减教育成本，从而压低了这些代金券的价值。否则，他们就是在把自己的全部生源推给私立学校，因为后者不仅能提供更优质的教育，而且能让学生在毕业时拥有一个更厚实的钱包。
教育改革
医疗服务与教育之间的相似性令人难以置信。在这两个领域，政府都将市场排斥在外，从而导致价格攀升。政府的干预和价格的飞涨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基本经济规律的必然结果。
20世纪90年代，美国国会通过社会福利改革法案。于是，各州开始按社会福利金领取人的减少衡量其改革成果。或许，我们也可以按脱离公立学校并在大学毕业时无债务的学生数量衡量教育改革的成果。
以教育的名义挥霍原本稀缺的资源只能加剧美国的贫困。把所有孩子都送进大学，而不考虑其天赋、秉性、成本或收益，只能加速美国的破产。我们需要站在战略高度看待教育开支，培养一批更高效的劳动力，而这只能依赖于减少教育开支，加大对教育的资本性投资。这终将实现美国人生活标准的显著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