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好了一切。这恰恰是社会保障的精髓：不必担心自己的养老；既然华盛顿在你工作时拿走了你的一部分收入，那么它一定会用这笔钱料理好你的退休生活。
这就让人们彻底失去了储蓄，失去了储蓄的动力，一旦社保福利金太少（或者是到了社保最终破产的那一天），人们就不得不面对窘境，此外，它还给更大范围的经济带来了不利影响。不要忘记，任何投资归根到底都来自某个人的储蓄，而社会保障则减少了可用于投资的储蓄，这必然会削弱美国民众进行资本性投资以及促进商业增长的能力。
和所有政府计划一样，社会保障也与它的初衷背道而驰。社会保障依据的原理在于，因为普通美国人过于缺乏责任感，所以难以相信他们会为了保障退休生活而储蓄。
于是，政府便建立了社会保障，以此作为一种强制性储蓄。既然美国人不能进行自我储蓄，那么美国国会只好对他们的工资征税，替他们储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纳税人为筹集社保基金而缴纳的每一分钱终究还是要被消费。因此，政府之所以要拿走纳税人的钱，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人们不够聪明，因而他们不会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而储蓄，相反会不顾一切地将收入挥霍一空。但不管纳税人对自己多么不负责，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没有政府干预，人们在储蓄方面的表现肯定要好于政府。政府毕竟不会攒下任何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认为，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大多数纳税人也会把至少相当于社保税的收入作为储蓄。
社会保障不仅破坏了几代美国人的退休生活，也剥夺了美国经济由这些退休储蓄带来的增长机会。
伤害弱势群体
不妨看看社会保障支付福利金的方式：一旦退休，便由SSA决定每月向你发放的福利金，然后逐年支付，直至去世。
这就相当于将财富从短寿者转移给长寿者。从根本上说，为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提供保障没有错。储蓄不足以养老的确是一个现实问题，但强迫每个人都接受这样的保险计划显然会带来有悖常理的结果。
比如，黑人的平均寿命较白人短6年。截至2006年，白人的平均寿命为75.7岁，而黑人的平均寿命是69.7岁。社会保障规定的退休年龄为67岁，这就是说，黑人平均可以领取2.7年的社保福利金，而白人却可以平均拿到8.7年的社保福利金。换句话说，白人享受社会保障回报的时间是黑人的3倍。于是，我们便会突然意识到，这项计划似乎有点儿缺乏累进性。
这个道理同样适合于财富。越富有的人，其寿命往往越长，他们享有更好的医疗服务、更轻松的工作，有更多的时间进行体育锻炼，也更有可能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这种寿命预期的差距也让社会保障福利具有更强累进性。
当然，目前享受社保福利金的退休者往往比正在缴纳社保税的就业者更富有。诚然，尽管当前福利金领取者也曾在年轻时缴纳社保税，但当时的税率远远低于目前水平。因此，社会保障实际上是在打击社会福利，使财富从年轻的穷人转移给年老的富人。
此外，在微观层面，我们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道德问题。如果一个尚在工作的40岁就业者身患重病，而且活到67岁享受社保福利金的概率几乎为0，他会怎么做呢？如果按照意愿，你肯定不愿为一个只有活到67岁才能收到回报的退休计划埋单。因此，社会保障显然违背你的意愿。我还记得，在20世纪80年代，几个患艾滋病的年轻人曾试图停止缴纳社保税，他们的理由是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活到享受社保福利金的时候。相反，他们想利用这笔钱购买有可能延长其寿命的药品。尽管理由充分，但他们的要求还是遭到拒绝。
此外，社会保障不同于实际的退休计划，你不可能把闲钱留给自己的孩子。富人总能给子女留下一点儿遗产。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唯一遭受劫掠的就是中产阶级。
社会保障在很多方面与“新政”相同，同样是一项不公平交易。
社会保障是否需要拯救
政治家们往往善于把社会保障打造成冰清玉洁的东西，但我们偶尔也会听到华盛顿谈论如何“拯救社会保障”的问题。实际上，这些计划本身就问题缠身。
今天，左翼势力支持的观点就是提高社保税上限。目前，只有10.8万美元以下的收入才需按《联邦保险捐助条例》纳税。这同样是因为享受的福利金应与缴纳的社保税相对应，而且富人对社保福利金的依赖性很低。
这肯定会让自由主义者为难，原因很明显：穷人的纳税收入与富人相比显然有更多用途。因此，自由主义者希望提高纳税上限。让人们就所有收入缴纳社保税，而这也正是国会对医疗救助计划采取的对策。
不妨想想，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目前，最高税率为35%。假设一对达到应税收入的夫妇（年收入超过38万美元）需要缴纳医疗补助税，并且边际收入对应的税率为36.45%。如果这对夫妇生活在纽约且收入超过50万美元，那么他们首先要缴纳8.9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