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决的如下部分似乎更富远见：
这最终必将演化为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强征暴敛，以及国会越线控制明显属于州政府管辖范围的事务，这一事实已毋庸置疑。如果使之合法有效，那么它将导致州政府退出联邦政府可凭借其征税权予以控制的任何领域。既然美国可以依仗强制征税控制失业保险和退休福利，那么它同样可以凭借重税控制教育及地方医疗卫生，并强行将各州的教育制度或医疗法规置于联邦委员会的管辖之下。
这是何等精准的预言啊！
法院的最终判决如下：“除非以合法方式对宪法进行修订，否则维护和支持宪法显然是本法院最基本的义务。”
这次判决绝对是美国历史上最值得纪念的裁定之一。如果今天我们也能有如此刚正不阿的法院该多好啊！联邦政府当然不甘寂寞，而美国历史中最黑暗的时刻也随即而至：1937年5月24日，联邦政府同时提起两桩诉讼，即海尔福林诉戴维斯案（Helvering v.Davis）和斯图尔特机器制造公司诉戴维斯案（Stewart Machine Co.v.Davis），在这两个案例的裁决中，最高法院驳回第一巡回审判庭的裁定，认为《社会保障法案》符合宪法。尽管联邦上诉法院第一巡回审判庭根据诸多依据判定《社会保障法案》违宪，但原告在最高法院却仅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依据，其中之一就是该法案旨在依特定目的而实施征收财产行为的事实，而不仅仅是像联邦政府声称的那样以美国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征税。
当然，联邦政府再次重申，社保税的设立并不是为社保福利金提供资金。由此形成的税收收入没有任何特定用途，而是不受限制地由国库统一支配，用于联邦政府的一般经费。
这次判决中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最高法院根本就没有解决问题。相反，它只是对相关证词进行了汇总，并指出：“被告的证词是，两法条款如此吻合，足以得出如下结论：国会要否定其中一个，就不应通过另一个。而原告的证词是，税收收入并没有指定用途，国会有权按其意愿支配这笔收入。法案体现了常见的中止条款。我们认为，没有必要在双方证词之间厚此薄彼，故不对问题做出结论性判定。”
有人或许会问，最高法院为什么会认为对这样一个极具争议性且对案件极端重要的问题做出裁定没有必要呢？我认为，有一点对法院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联邦政府所坚持的立场是极端荒谬的。毕竟，在没有对社会保障福利做出相应承诺的情况下，公众根本就不可能接受社保税。但如果没有工资税形成的指定用途收入，政府承诺的信托基金又何以存在呢？
因此，罗斯福操纵下的最高法院并没有做出必要的裁定——确认第一巡回审判庭的裁决，而是“另辟蹊径”：在对关键性问题避而不谈的情况下推翻第一巡回审判庭做出的正确裁决。不要忘记，有关税收与福利关系的辩论核心恰恰是宪法的全民福利条款。因此，为证明社会保障符合宪法原则而不必接受政府的荒唐立场，法庭居然决定以修改宪法来解决问题！尽管第一巡回审判庭拒绝接受修改宪法属司法权限的决定有理有据，但最高法院置若罔闻。
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内森·卡多佐的观点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他认为：“全民福利的概念不是静止的，一个世纪前，它或许还是狭隘有限的需求，到了今天，它已成为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所在。即便是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换句话说，最高法院从根本上已废弃第十修正案。它声称，联邦政府可以为迎合其个人需求而重新定义“全民福利”的基本概念。只要是政府认为有助于改善国家福利的内容，就可以通过最高法院堂而皇之地被纳入宪法的“全民福利”条款之下。政府自己还不敢胆大妄为地搬弄如此荒唐的观点，但最高法院居然凭空杜撰出如此愚蠢的借口，原因很简单，他们因此可以对政府更愚蠢的观点视而不见、避而不谈。
因此，只需一句话，最高法院便抛出“无限政府”的概念。这项裁决让联邦政府拥有了无限权利，让联邦政府无所不能，让它可以为所欲为。正像第一巡回审判庭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制宪者能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们当初或许就不会批准宪法。
事实是，宪法的基本意义不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无限政府却让宪法丧失了其固有意义。詹姆斯·克拉克·麦克雷诺兹和皮尔斯·巴特勒两位大法官出于正义提出了反对，他们始终力挺第一巡回审判庭的裁决：社会保障是违宪的。
因此，在颁布社会保障以及由此招致的诉讼过程中，政府完全是表里不一，他们提供给最高法院的证词是一回事，对公众做出的解释却与之截然相反。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
我请教过曾担任社保基金受托人并多次在我主持的节目中担任嘉宾的查尔斯·布拉豪什，我问他能否解释社会保障与庞氏骗局到底有何区别。在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确实找到了一点不同：庞氏骗局的初衷就是欺诈。但前面的